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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伟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身份奏响了。任何国家都有着代表国家主权的听觉标志——国歌。不同的国歌，代表着本国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民族象征，如法国的《马赛曲》、美国的《星条旗永不落》等。每逢国家重大事件、外交迎宾、正式会议、国际赛事、人民欢庆等都会奏唱国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从1935年诞生，至今已经整整80年了。80年来，《义勇军进行曲》以其激昂的旋律、铿锵的节奏、壮阔的民族情怀，燃烧在每个中华儿女的胸中，激励着全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后又伴随着祖国的日益强盛，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我们重温《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有着特别的意义。

鼓舞全国团结抗日的“战歌”时期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歌曲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

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于1935年初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到这一年冬天，“电通”公司请田汉写一个电影剧本。田汉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1935年2月，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

“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

果然，没过多久，聂耳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寄回上海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不仅东北人在唱，国统区、解放区乃至海外华侨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外国朋友都在唱。其英勇奋进的词文和昂扬坚定的曲调，不仅迅速传遍祖国大地，还远播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各战胜国音乐时，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首歌一直在国共各自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流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重要精神标志。

象征新中国的“代国歌”时期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新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中国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并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现名为北京）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着手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据考证，丽水学院校友，丽水籍音乐家阙仲瑶也参加了新国歌的投稿。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

随着开国大典的临近，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根据徐悲鸿的提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其歌词为：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名存实亡的“哑巴”国歌时期

“文化大革命”中，田汉被诬陷为“叛徒”，于1968年含冤去世，他的所有作品都被禁唱禁演，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然也就禁止演唱了。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只有在外交场合，奏国歌的环节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而歌词则不能再唱了，此时的国歌成了“能奏不能唱”的“哑巴”状态。

因为田汉的歌词不能再唱了，在“全国山河一片红”背景下的当时社会，曾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修改国歌歌词的热潮。1967年4月，广东省大埔县的罗青田、罗春光、张天蔚被要求参与修改歌词，并于同年5月以田春蔚的名义提交了一份修改方案。其歌词如下：

起来！

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中国的反修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奋发的时候，每个人们勇敢肩负革命的重任。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胸怀世界，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

高举马列的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份修改后的歌词在很小的范围内传唱，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注意。

拨乱反正的重新填词时期

1976年，文革的十年动乱终止，呼唤规范国歌的呼声越来越高，并被国家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已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已不能反映现实。

持国歌“过时论”的人提出重新创作新国歌，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已深入人心，世界也已经将这一曲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听觉符号，因此，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采用了保留《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重新填词的方案，最后确定由李焕之配词的方案提交大会代表讨论修改。考虑到国歌不同于一般歌曲，为保持国歌的稳定性，只写“聂耳曲、集体填词”，一律不署编配者的姓名。在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是：

前进！

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但是，这个方案一经公布，国内外立即产生了许多反对意见，要求为田汉平反昭雪，恢复《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来词和曲。随后，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正式国歌的呼声越来越高。至1982年，重新填词的国歌被终止。

法定的正式国歌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田汉被平反昭雪，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歌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80年了，我们的国歌历经磨难，唱出了全世界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尊敬。这首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歌魂。借用陈登科先生在1979年驳国歌“过时论”时所说的话：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