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王茜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资产阶级犹太家庭。作为一位有着悲天悯人情怀和细腻敏感内心的作家，他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尤其是女性在经济萧条以及道德沦丧时代所遭遇的不幸和苦难，也正因为此，对女性的关怀和礼赞成为了茨威格小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在书信体模式的简洁中，深情描绘了女主人公“陌生女人”寄予一封信里的一生，在作家深重的责任感控诉和鞭挞现实的同时，谱写了一首女性对完美爱情理想的执着与不弃追求的怜爱之歌。当然，鉴于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塑造，难免多少会存在某些男权社会的隐射。

在作品的开始，陌生女人通过回忆的形式将画面定格在了她十三岁的那一年。从对素未谋面的作家的憧憬到近乎膜拜的沉沦，一个未成年小女生体现出与年龄相悖的早熟与偏执——一个注定没有结局的开始。后来，这个幸福随着母亲改嫁异地而流失了。可在她搬家之后，为了一个并无太多接触的男人执拗地拒其他人于千里之外，沉湎于怀想的阴郁里，孤独寂寥地生活，而后甚至孤身回到了那个男人所在之地，仅为与他再次的相遇，甚至竟然为他生下了孩子却又一个人含辛茹苦靠做交际花将其抚养。

无可置疑，这种对待爱情卑微的姿态从前奏开始便意味着她自愿地抛弃了获得作家感情回馈的权利。因为她害怕作家冰冷的拒绝会粉碎她那自我编织起来的美好的梦境，让她自我构筑的生命的意义在瞬间坍塌，因而她选择了回避现实，作一次精神上的冒险。

对于这炼狱般的爱情，不禁令人出现何必的愤慨——陌生女人的结果是她咎由自取的，是她沉湎于原不属于自己的爱情，或者说是她不懂得为自己积极争取爱情以至于此。读者们不禁会为她的痴迷感到不值，甚至会帮助她设想原本会有一个怎样、如何美满的家庭。但一部小说之所以永恒，或许就因为它给予的震惊——卑微的姿态之上牵引的那一颗圣洁坚毅的灵魂。在卑微的爱情姿态走出的却是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这就是属于陌生女人的一生，命定的一生，怎样改写都有失韵味。正如张爱玲所言“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我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作家之于女主人公，是永恒的陌生；女主人公之于作家，是专属的贞洁；生活之于女主人公，是生存的坚辛。一个女人用尽一生去爱的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却不知道她的存在，女人自始至终的每一次都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是何其凄哀？陌生女人做到了，并且如此坚决。当然，这样凄美的爱与付出背后，还给了世界一片圣洁。

阅读等价于一种阅历，等价于一番思索。徐静蕾的那部同名电影的宣传海报上这样写道“男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简简单单的十个字，却足以令我们思索一生。

但是，小说的叙事语态貌似女性的自我陈述，这个叙述者“我”在对待人生追求上却是一个没有真实自我的人，其视点有附着于男性的成分，她的生命意义也的的确确由一个想象中的男性灵魂所滋养着，从开始的青春期、女性期、母性期直至最后的死亡期，因而除却陌生女人所带有的感动之外，亦可以解释为这是浸润着男权文化思想的关于女性悲剧的同情。

“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可是我等着，等着，等着你，就像等待我的命运。”于隐处亦深切地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

作为新一代的女性，在阅读此类女性文学的时候，切不可纯粹地缺失应有的思考，我们赞颂陌生女人的爱情，她是伟大的，没有人可以求全责备。我们信仰爱情，在相对现实并可以获得的前提之下，切不可仿效为之，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我们需要有自我，我们需要寻找到并坚定自己的人生意义，而不该依附于任何人被动地生存着，毕竟我们肩负着的还有对于亲人的责任，对于社会的责任，不可以那么自我地“若为爱情故，它者皆可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