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的书名是《生活从六十岁开始》，我就像书里说的一样，新生活也是从60岁退休那年开始的。”吴式求说。

1996年8月的一天，从造纸厂退休后赋闲在家的吴式求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翻看订阅的《处州晚报》。偶然间，8月12日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他的目光——“两位日本语言学家秋谷裕幸和远藤雅毅在庆元调查时，发现这里保存了大量古汉语原音，这是中华民族古代语言精华的遗存，堪称中华语言中的‘活化石’……”

看完这条新闻，吴式求脑海中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试着参与研究庆元方言!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也没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单纯地铆着一股劲想去做。因为我觉得，既然外国专家漂洋过海都要来庆元考察，那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庆元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不能自己试一试，为抢救宝贵的文化遗产出一份力呢？”吴式求笑道。

于是，这个花甲之年的“门外汉”，走上了一条崭新而陌生的庆元方言研究之路。

一个只念过4年小学的退休工人，要走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语言研究领域，谈何容易？但再多的困难也没有浇熄这位劳模的求知热情。文化基础“先天不足”、对语言学知之甚少，再加上庆元本地缺乏专业老师指导，吴式求唯一的途径只能靠自己钻研，从书中求得知识。

“下定了决心，就不能轻言放弃。”吴式求找来大量语言学、文字学领域的书籍，从基础开始钻研，不但自学了《语言学基础》《语言学教程》等专业教材，还拜《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为“师”，一点一滴夯实字词基本功。单是一部《康熙字典》，他就从头到尾读了六七遍。

与此同时，吴式求还开始记录、整理庆元方言的字音和特殊词汇。只要一有空，他就不停地走街穿巷，与街坊邻里用庆元话谈天说地，并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大济、后田等山村，听农人们用当地土语闲话家常。尤其是只要一见有老年人围坐聊天，他总会第一时间凑上前，边听边记录新发现的词汇……

在长期的记录中，他惊喜地发现，庆元方言张口即古音。“比如庆元话里的‘螺’字，读作lei；‘鸟’字读作diao；‘吃’字读作die……”他兴奋地发现，许多在其他地区早已消失的古音，确实都在庆元话中鲜活地留存着。

要准确记录庆元话的语音，必须进行精准注音。“一开始，我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制订出一套庆元方言的拼音方案，用来为‘字汇’‘词汇’注音。半年后，简单的初稿就出来了。”但出乎吴式求意料的是，初稿马上被行家指出了问题：语言学研究不能只用汉语拼音注音，必须采用标准的国际音标。这也意味着，半年多的努力全部要推倒重来。

是坚持，还是放弃？

吴式求咬咬牙，选择了前者。

香自苦寒来，他的研究结出“累累硕果”

为了使研究工作持之以恒、形成习惯，吴式求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除了吃饭睡觉，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埋头查阅、整理资料。

1997年5月，用眼过度的吴式求患了眼疾，在杭州治疗了近2个月。但即便如此，他仍念念不忘方言研究。除了每周去医院做一次激光治疗外，平时一有时间，他就揣着纸笔前往位于杭州解放路上的新华书店，翻阅、记录各类语言学资料。

“当时我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100多元，买不起那么多专业书籍，只能到书店选着看、拿笔抄。时间一长，连店员都认识我了，见到我来，还会端来凳子让我坐下抄。”吴式求感动地说。

早些年，吴式求没有电脑，所有资料的记录、整理都靠手写，长时间高负荷的书写量，使他的右手食指严重变形凹陷，家人为此也常劝他不要透支身体。2000年，为了支持吴式求的研究工作，家人贷款为他购置了一台1万多元的电脑，这才让他从繁重的手工抄写劳动中解脱出来，加快了研究进度。

凭着这样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吴式求硬是在2002年拿出了一份近20万字的《庆元方言》手写初稿，走出了一条研究之路。书中收集的每一个古字、古音，吴式求都力求做到音义切近、有据可依，不仅为庆元方言找到其古音的来源和依据，也给其他语言文字工作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研究参考。

当吴式求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寄给中国语言学界名声显赫的权威后，他们全都给予了高度肯定、赞许和鼓励。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郑张尚芳研究员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曹志耘教授在看过书稿后，都给吴式求写了审阅意见。“先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庆元方言，精神十分感人。您的研究成果材料丰富翔实，考证严谨精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当地人了解庆元方言、推广普通话以及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学专家李小凡，曾在2002年亲自带队来庆元研究方言，并邀请吴式求协助参与方言调查。李小凡不仅为《庆元方言研究》一书作了序，还写下了“庆元方言弥足珍贵，吴式求的《庆元方言》尤足珍贵”的题词，称赞吴式求是“从一个方言学的门外汉迅速走进学术圈的奇人”。

中国语言学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许宝华曾这样评价吴式求：“他不仅是一位奇人，更是方言研究领域的一位劳模。”

而最初《处州晚报》报道的、专程来庆元开展研究的日本语言学家、日本爱媛大学教授秋谷裕幸，不仅对吴式求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因庆元方言研究与吴式求成了挚友。他不仅每次来庆元都会主动联系吴式求，还从日本给吴式求寄来了专业的调查提纲等语言学资料，帮助吴式求进一步开展专业研究。秋谷裕幸曾赞扬吴式求：“您为抢救、保存庆元方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分值得学习。”

中外专家的认可和鼓励，令吴式求信心倍增。而他研究庆元方言的事迹，在庆元本地传开，也不断感动鼓舞着当地人。在庆元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2010年5月，吴式求几经修改完善的《庆元方言研究》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100多万字的著作早在出版前，就被“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确定为向国内外重点推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专著之一，现已被全国各地图书馆和各所高校图书馆收藏。

随后，吴式求又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编写了《庆元方言》《古老珍贵的庆元方言》《庆元方言歇后语》《多姿多彩庆元话》等，共计200多万字。其中还包括正式出版的《庆元谣谚》《庆元方言古音字源初探》等学术专著。

耄耋之年，他时刻不忘庆元方言的保护与传承

在深入研究庆元方言的过程中，吴式求发现，庆元方言虽属吴语分支，但语音却鲜有“吴侬软语”之感，反而显得雄浑深厚，与其他吴语区方言大相径庭。那么，庆元方言究竟源于何处？

2006年，吴式求受邀参与编纂《庆元吴姓大统谱》，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批散落各地的民间谱牒，以及难得一见的珍贵地方史料。从中，吴式求了解到，吴姓是庆元县第一大姓，最早来到庆元的是一个叫吴祎的仕宦家族——晚唐时期吴祎为避战祸，从北方举家南迁到当时被称为“松源”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庆元县城。由此，吴式求似乎找到了庆元方言的源头和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吴祎家族世代都在当时的京城做官，讲的自然也是当时的‘普通话’。难道真是他们把雄浑深厚的‘中古音’带到了庆元？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要证实它必须找到确凿证据。”于是，吴式求找来了现今可考的最早的、成书于隋代的韵书《切韵》和宋代官方编纂记录唐宋时期标准语音（即“中古音”）的韵书《广韵》。他将书中每个字的注音与庆元方言的读音一一加以对照，结果不出他所料：庆元方言除了少数汉字在声母和韵母方面与韵书注音有出入外，绝大多数汉字词汇在声、韵、调等方面都与古韵书注音几乎完全一致！

这一重大发现使吴式求异常兴奋，随后他将这一研究成果整理写入了《庆元方言研究》一书中。“由于时代变迁，以中原河洛地区语音为基础的中古音早已消亡了，即便在中古音发源地的洛阳和开封等地，现在也很难听得到当时的语音原貌了。而庆元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保存唐宋时期中古音语音系统原貌的地方。庆元方言，绝对有资格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吴式求说。

面对如此珍贵的语言遗产，如何保护、传承，是一道重要课题。今年，距吴式求退休已经过去整整21年，这位81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在开展庆元方言研究保护工作时已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如今令他最牵挂的，不仅是庆元方言研究后继乏人的现状，还有庆元方言如何有效保护传承的问题。

“会讲地道庆元话、知道当地特有词汇和歇后语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而许多年轻一代已经不再学说方言，甚至连听都听不懂了……”吴式求说，2008年他曾协助庆元县档案馆为庆元方言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录音，并制成了光盘，“但这还远远不够，幸好，从2015年开始，庆元县各中小学已经陆续开展了‘方言进课堂’活动。”

“语言不像矿产，再过几百年、几千年还可以挖出来。我们的庆元方言和中古音，都是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抢救、记录。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参与其中，大家共同努力，为保护和传承庆元方言及庆元方言研究作出更多贡献。”吴式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