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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贾樟柯电影的人会发现，他镜头下的城市和人们越来越整洁、干净，不再像早期作品那样灰暗、摇晃，充满粗粝的质感。比如，近期的《山河故人》《天注定》。

这也许会让一部分人不适，但也恰恰代表贾樟柯的变化和成长。就像当下中国大多数县城，已与90年代灰头土脸的县城有着天壤之别；而贾樟柯也已经不再是“故乡三部曲”时期的贾樟柯。那时与他一起被称为“第六代”代表的人物中，娄烨、王小帅、张元等人越来越淡出大众视野，而贾樟柯却已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导演，一个西方影人眼中公认的中国电影代表。

很少有一个导演，像贾樟柯那样，执着地用电影的方式忠实地记录着“当下”的生活，一直将镜头对准小人物，关注这个剧烈变动时代下人们命运的沉浮和起落。有时候，这种变迁甚至体现在电影技术之中。比如技术控的影迷就发现，在《山河故人》中，贾樟柯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画幅比例：从1.33∶1到1.85∶1再到2.35∶1，用数码技术媒介的演进，呼应三个时代的发展变化。

电影中的三个年代，1999年、2014年、2025年，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

1999年，那个并不太遥远的过去。那时的小县城新年年味依旧浓烈，烟花爆竹声中，有舞狮从大街上走过，有伞头秧歌在暗夜的灯火中起舞；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依然纯真，笑容依然爽直。美丽的“伞头”姑娘沈涛，在煤矿老板张晋生和矿工梁子之间，顺其自然地选择了前者，舍弃了后者，虽然心有戚戚，但不会左右她的决定。这不仅仅是沈涛，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认为最合理的选择。

只有时间才能验证，过去我们所执迷的，也许会变得毫无意义。就像当年张晋生为儿子起那个简单粗暴的名字“到乐”（dollar），在多年后成为了笑柄。而我们应当珍惜的，却正在逐渐离去，比如说友情、亲情、爱情。15年后，朋友梁子患了绝症，从异地回到旧屋等死；沈涛的父亲，却在赴朋友之约途中，客死异乡车站；前夫张晋生带着孩子去了上海，而后又移民去了澳洲。送儿子回上海途中，沈涛与儿子并排坐绿皮火车的车厢中，听着耳机中传来叶倩文的《珍重》，那一刻，令人黯然神伤。在这个如飞机和高铁般急速行进中的年代，很多东西过去了，就难以再回来，因为“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2025年，澳洲。张晋生住在碧海蓝天、风景如画的别墅里，除了和一群同样在反腐风暴中出逃的人聚集在一起聊聊过去，终日无所事事，孤独而无望。他的儿子张到乐，不会讲中文，不知道出生在哪里，不知道母亲是谁，他与父亲之间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话，要借助谷歌或者旁人的翻译才能交流，成为了一个尴尬的“香蕉人”。没有根基、四处飘零。

《山河故人》也许是贾樟柯迄今为止情感最浓烈、基调最悲伤的一部电影。这种悲伤，并不需要《天注定》中那样的暴力冲突或鲜血四溅的画面，他只是以一贯沉静、隐忍的方式，还原了生活残酷的一面。

电影的核心线索“离散”两个字，浓缩在两个小时的画面中，恍然如南柯一梦。昨日还在一起其乐融融地高唱“迈步走向新世纪”，今天却已是天各一方，往事依稀。电影中的沈涛在不同时间段里的际遇，何尝不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种映照？

每个关注贾樟柯电影的人，几乎都会想起“时代、巨变、沧桑”等等词语，他镜头所呈现的，几乎都是个体在时代洪流携裹之下不由自主的命运。这种表达，不仅仅给予主人公，有时候，顺手拈来的闲笔，背后也包含着丰厚的信息。《山河故人》中，从过去到当下过渡的段落，那一辆摇摇欲坠的运煤车，还有两次出现背着关公刀的流浪少年，联想到山西的煤炭产业的兴衰，以及作为关公的故里这一史实，镜头的背后无疑蕴含深意。再如，电影中四次出现与钥匙的画面，意指家的代际流传，虽然钥匙还是同一把钥匙，拿钥匙的还是同一个人，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它却再也打不开过去的那扇门。诗人梁小斌在1980年写下的著名诗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天，又开始下雨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恰如早到了30多年的预言，为《山河故人》提前做出了阐释。

1999年到202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按照“人生百年”的长度来计算，沈涛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黄金时代”中，从一个青春少女熬成了两鬓斑白的妇人。虽然山河飘零，故人远去，但她的心中仍然有所期待。那一场在茫茫雪原中的独舞中，她脑子里回旋的，还是二十多年前的热闹舞曲。厨房里，一大堆已经包好的水饺，似乎在静静等待着故人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