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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浩

夜读史书，一则故事吸引了我。话说明朝有个大臣名叫杨溥，曾经做过宰相。由于身居高位，大权在握，自然就会有人来讨好、奉承他，而那些奉承杨溥的人，无非是想得到杨溥的提拔、赏识，以便能够升迁。但杨溥为人特别正直，对那些阿谀奉承之人，一个也不提拔。

有一回，杨溥的儿子从老家来到京城，杨溥就问他：“你来时经过的郡县中，哪些郡守县令比较贤明呢？”他的儿子说：“江陵县的县令范理很不好。”杨溥问道：“你为什么说他不好呢？”他的儿子回答：“他接待我的时候特别简便，根本不重视我。”杨溥听罢，心里对这个范理便萌生了敬意，之后没多久，他就推荐范理当了德安知府，后来又把他提升为贵州布政使。

他的儿子得知后，不解地问：“范理此人，对我几近慢待，您为什么还要提拔他呢？”杨溥说：“他慢待你，恰好证明他不是阿谀奉承之辈，因此堪当大任。我身为宰相，提拔官吏，必须出于公心啊！”

范理受提拔后，有人便劝他马上写信对杨溥表示感谢，但范理却没有写，他说：“宰相提拔我，是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私人感情。”就这样，范理虽然屡受杨溥的提拔重用，但他一直没有写信向杨溥表达感谢之情。众人都认为范理的处世方式太不可理喻。多年以后，杨溥去世了，范理得知消息后，放声痛哭，并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祭文，向杨溥表达感激之情。有人对范理的做法颇为不解，问他：“为什么杨公在世时，你不表达感激，等到他去世了，你才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呢？”范理解释说：“如果宰相在世时，我就表达感激之情，会被人误解为是向宰相示好，以便谋得更高的官位。他去世了，我再表达感激之情，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表达感激之情是私情，哪能和公事混为一谈啊！”众人听范理这么一解释，都不禁心生敬意。

杨溥没有因范理慢待自己的儿子而怪罪范理，反而因此提拔、重用范理，这是不因私废公；范理没有因为杨溥提拔了自己就感激涕零，而是等到杨溥过世了才表达感激之情，是不想让私情影响公事。杨溥和范理，在处世态度上，都能公私分明，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境界，值得后人学习。

那么，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如何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呢？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习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公心，也只有深怀一颗公心，才能够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才能够事事为公、处处为公，才能够在其位谋其职、履好责站好岗，由此可见，公心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很重要。

然而在现实当中，少数党员干部党性松弛，作风不正——他们或者违背党的宗旨，由人民公仆蜕变为官老爷；或者追名逐利、贪图个人享受，热衷灯红酒绿；或者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种种不良作风和行为，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思想上混淆了公与私的界限，甚至将私利、私情、私欲凌驾于公利之上，先私而后公，有私而无公。

《辞海》对“公心”的解释为：“公正的良心”，是对一个人思想、心灵、觉悟、品行、素养和责任的集中反映。古人云：“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古人还讲：“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公与私”作为人的价值观，牵一发而动全身，价值观不对，一切行为就会跑偏。多些公心，少些私情，就需要各级干部从内心深处彻底摒弃官本位思想、真正从群众的立场来看待公与私的关系，严格区分公与私的界限，做到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坚决把私情私欲关进纪律的笼子里。只有思想认识达到这样的高度、达到这样的境界，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才能一事当前，认真践行“三严三实”，始终把“公”字放在第一位，把握好分寸、把持住自己，才会多些公心、少些私情，不为私欲所动，不为私情所困，真正履行职责为公，行使权力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