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勤

人生苦短，转眼已是过六奔七的年龄了，想想这辈子，真正喜欢的恐怕还是读书，也难怪朋友们说，你这家伙一不搓麻，二不打牌，成天钻在纸堆里，没变成书蠹，也是个书呆。

但我觉得挺好。

记得孩提时代，刚刚会看书，还不识字，看的是连环画，也叫小人书。小人书里也很精彩，有瞪眼睛吹胡子的张飞，有愣头愣脑的牛皋，还有抡着两把大板斧的李逵，馋得我们像小猫见了鱼腥。那时候没钱买书，就到街头地摊上租，一分钱能看两三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住在龙游东阁桥的一家客栈里，等候次日清晨的班车。客栈对面刚好有个连环画地摊，叫人心里痒痒。我死乞白赖，向母亲讨了几分零钱，坐在小木凳上，从午后看到太阳落山，直到收了摊，才恋恋不舍地离去，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感谢那些连环画，让我有了读书的兴趣和习惯。稍稍长大，上学以后，开始读一些儿童文学，比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还有《猪八戒吃西瓜》《小布头流浪记》，作者是谁都已经忘了。真正开始读小说，大概是中学阶段。二十世纪60年代，出版物不像现在，多得像窑厂里的砖头，而是少而精，每一本都像隆重推出的国产巨片，成为抢手货。《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岩》……让人爱不释手。早上起床，顾不上洗脸先读几页；课间十分钟，抓紧时间看两行；傍晚捧着书，沉浸在晚霞的余光里；熄灯了，躲进被窝，照着电筒，继续读完剩余的章节。那时爱书，痴迷得就像中了魔法，真正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不知多少次被老师罚过站，被父亲拧过耳朵。读书的结果是，书目一天天增长，视力一天天减退，初中还未毕业，就成了近视。

我们这一代，命中该有一劫，最想读书的时候，被“文革”无情地剥夺了学习的权利。走出校门，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面朝黄土背朝天，最难受的不是烈日炙烤，不是寒风刺骨，而是没有书读。1971年，工厂和学校同时招收知青，我毅然选择了继续求学的道路。可是，那个年代，学校偌大的图书馆，许多书柜贴满封条，积满厚厚的尘土。莘莘学子，只好长叹一声，姑且望梅止渴罢。

俗话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来自图书馆的诱惑，比食堂里的红烧肉更强烈。我想方设法和管理员套近乎，课余时间，帮她补补书，填填书目登记卡，甜甜地叫几声老师。感情的因素起了作用，我借书的范围比别人略宽些，能够借一些所谓“灰色”的图书，比如契诃夫、莫泊桑、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因此认识了他们笔下的套中人、菲菲小姐和高老头。同学一直羡慕我的特殊待遇，拐弯抹角打探其中的奥秘。我笑而不答，当然，可以转借他们看几天，卖一个大大的人情。

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也结束了没有好书可读的时代。跨进大学校园，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让我们眼热心跳，惊叹不已。那条通往图书馆的砌着卵石的小路，被人踩得寸草不生，光滑如镜。除了不停地借书、还书，我们最有兴趣的是买书。每个礼拜天，同学们都会从新华书店抱回一摞摞的新书。我是带薪学习，除了伙食费，余钱都送给了上海的书店。那时候书价不像现在高得离谱，厚厚的一本书，四五百个页码，不过块把钱。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像孔夫子搬家，纸箱里全是书——有的已经读完，有的至今没读过一页，充斥充斥书橱而已。

深圳河强劲的南风，一阵阵北吹。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学的解冻时期，一批批封存的作品，走进了我的书斋。梁实秋的睿智、林语堂的幽默、张爱玲的世俗风情，都让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姗姗来迟，像一场久旱后的春雨，浸润着我们干涸的心田。那些日子里，我有了稿费就买书，拼命地补课。春暮寂寂，泡一杯《茉莉香片》；夏夜无眠，任凭《雨天的书》摇落满天星斗；秋思迢迢，追忆《城南旧事》；冬日围炉，咀嚼《雅舍小品》……我只恨时间太少，老眼昏花。天底下的好书，这辈子怕是读不完了。

语堂先生曾经说，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如今，我早已退休，当以此为勉，一辈子读书不辍，而且，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不爱父亲、母亲，却不可以不爱书——好书能够终生受益，父母只能生你、养你，却不能陪你走完人生的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