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珊

初闻杨绛先生之名，是在高中时代的课外阅读指导课上。给我们上课的老师称杨绛女士为“杨绛先生”，并说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文笔优美，真正体现了翻译“信、雅、达”的要义，推荐我们阅读。那时，第一次听到女性被尊称为“先生”，觉得新鲜。

前年，杨绛先生逝世。想来我只在年少时期读过她的译著《堂吉诃德》，便去书店搜寻她的其他著作，并把书店中仅有的三本书全买了来。一本是文艺理论随笔《隐身的串门儿》，一本是散文集《干校六记》，一本是小说《洗澡》。杨绛女士真的是一位有才又有趣的女性，即使写起枯燥的文艺理论文章也透着一股幽默劲儿，看她的书就仿佛和她谈话，生动温情，又给人以回想余地。

这三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干校六记》，里面收录了杨绛先生下放干校期间的六篇散文。这本集子的书名、篇名与清代散文集《浮生六记》相似，描写内容也都是生活小事。1969年和1970年，钱钟书与杨绛夫妇先后被下放到河南农村的干部学校，接受农民兄弟再教育，于1972年返京。这六篇散文记录了钱钟书夫妇下放、劳动改造和回京的生活点滴。这本生活小记相对于先生其他著作来说，只能算小品。但往往小品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这本书我读了三遍，每次看，感悟各有不同。杨绛先生对于家人、生命和国家之深爱，通过近似白描的记叙缓缓展现出来。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波及中国社科院时，钱钟书夫妇都已年近6旬。钱钟书先生作为社科院下放的先遣队，需要比杨绛先生先行离京。《下放别记》中描写了杨绛先生为他准备行李的一些小事。最让人捧腹的是杨绛先生为钱先生下乡而特制的一条裤子：“坐处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可以想象杨绛先生那样的世家闺秀并不擅长缝纫，为了提高裤子在艰苦劳作中的耐磨性，竟把坐处缝成了地球仪；妙的是，钱先生竟然也不嫌弃。这让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在写《围城》时期，家庭生活拮据，已雇不起帮佣。杨绛女士为支持丈夫安心写书，甘愿承担所有家务，从才华横溢的女学者成为钱家的“灶下婢”。这样的小片段写来，虽平淡无奇，却能看出杨绛先生对家人真挚深沉的爱。

在被迫离开热爱的事业以及至亲自杀离世等打击下，杨绛先生来到干校，被分配至菜园班劳动。那个时代的河南农村，劳动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这些艰苦在杨绛先生笔下都已超越了“苦”本身，而渐渐有了“乐”的趣味，我似乎体会到了“苦中作乐”这个成语的真谛。杨绛先生的祖籍在江苏。她在《冒险记幸》中写道：“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清脆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的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清洁。”江南清新的雨在河南息县就变成另一番面孔：“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己确是黄土捏成的，好像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在阴冷潮湿泥水遍地的雨天，杨绛先生擅自离队去看望在附近接受改造的丈夫。该篇中记录了她在泥水泛滥的田地间穿行，冒着陷入烂泥潭及被河水冲走的危险与丈夫见面的经历。她称烂泥为“胶力士”，争着为她脱靴；河堤被水泡成“酥堤”，随时有软烂的风险。这些诙谐的描写，真不像出自六十岁老太太之手，仿佛是一调皮少年在讲述冒险经历。这种“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胸襟气度大概是源自对生命的热爱吧。

1970年末，干校的“老弱病残”学员经批准可以先行回京。有传闻钱钟书先生在回京的“老弱病残”名单之上，杨绛先生欣喜地为他准备回京行李。而真正的名单公布之时，并没有钱先生。夫妇俩失望苦恼。这段回城波折记录在《误传记妄》中。在该篇中，有段对话，杨绛先生问钱钟书先生：“你后不后悔当初留下？”钱钟书回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这里的“留下”，指的是解放前夕，钱钟书夫妇有好几个出国的机会却不走，坚持留在了祖国。在那个年代，以他们这样的学术造诣，在国外完全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及学术研究资源。可是他们毅然选择留在国内。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师，对于自己当时并不强盛的祖国，爱得坚定而单纯。这种爱不因个人命运的波折而改变，经受住了“九蒸九焙”的考验，是真正的坚贞之爱。

读了先生的书，我终于明白她何以被称为“先生”了。她得到世人的尊敬不仅是因为她的“才”，更是因为她的“品”。她对家人、生命和国家之爱，很好诠释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每个受过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无一不重视家人之间相互扶持之情，对豁达乐观的人都深怀敬意，且都崇尚爱国之士。这些受到普遍认可的精神准则都在杨绛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也就不难解释她为何能得到国人推崇，成为为数不多的“女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