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家屋后的那棵黄皮梨树越长越大，梨子也一年比一年结得多，结得好。当多到几只竹箩也盛不下，谁吃过都说好吃的时候，父母亲就商量着怎么去卖梨。

父亲说，这种活，我可没脸去干，几只梨子，送给别人吃还差不多，一村一村去叫卖，这个口怎么开呀？

母亲说，送人吃当然好，可家里这么困难，能卖点钱出来买油盐更好。你开不了口，那就带上垒哥，让他叫吧。

垒哥是我的小名，是住在三堂间边的正梅婆给起的。小时候的我，非常爱哭闹，而且一哭闹就躺地上打滚。正梅婆就说，整天躺地上打滚，真是个垒地哥呀。后来，垒哥这绰号就传开了，成了我的小名。

我那时约十一二岁，听到能跟父亲一起去卖梨，别提有多高兴了。父亲说，那要说好，到了村里，我放下梨担，你就得开始叫卖。我满口答应，好好好。

我和父亲第一次去卖梨的第一个村，是隔壁的高山村。父亲之所以选择这个村为第一站，其实还是因为抹不开面子。高山村虽然是邻村，但它属于福建省。隔了省，平时村人往来自然少得多，人头就没那么熟悉了。

父亲在高山村的水井边放下梨担子，就让我开始叫卖。我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害羞，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卖。我问父亲，怎么叫？父亲说，我也不知怎么叫。你随便叫，就叫买梨——买梨——来买梨。我天不怕，地不怕，拉开嗓子就叫，买梨——买梨——来买梨喽。听到我的叫声，几个在水井边洗衣服的女人抬起了头。其中有个女人认得父亲，就立起身来与父亲打招呼。父亲红了脸，急忙说，这孩子要卖梨，可他自己挑不动，让我帮他挑担子。那女人说，是你儿子吧？父亲说，是的是的，这孩子不听话，非要我陪他出来卖梨。过来吃一个吧，这梨又甜又生水，快过来吃一个吧。

那女人放下衣服，走了过来。父亲挑了个又大又光的梨子递给了她，她客气了一阵才接在手上。她没有吃，把梨子放进口袋。她又掏出5毛钱，让父亲给她称了2斤梨子。我看到，称梨子时，父亲笑着把秤杆翘得很高。

开了第一秤，父亲又挑了个好梨，让那女人尝尝。这一次，那女人说什么也不肯要了。她只从她自己称去的梨子里挑了个小的吃起来。她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好吃，又甜又脆，好吃。

听到她说好吃，水井边三四个女人也走了过来。父亲让她们都尝一个，她们说什么也不肯尝，但每人或多或少都买了些梨子。

高山村虽不大，但水井边走动的女人却不少，挑水，洗菜，洗衣服，来来往往，断断续续。我见人就叫，买梨——买梨——买梨喽。父亲坐在一边抽旱烟，凡有人过来问价钱，父亲就都让她们先尝一个。不过，无论父亲怎么客气，她们都不会尝，她们问问价钱就走了。那时的人虽穷，但那时的人特规矩，从不轻易吃别人东西。遇上认得的人，父亲一边让梨，一边又红着脸，先说一通“这孩子不听话，非要我陪他出来卖梨子”之类的话，好像卖梨子这件丢脸的事，不关他的事，完全是因为我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瞎折腾的。

我们在水井边卖着，那个认得父亲的女人，又帮忙去村里叫了一阵，一担梨子就卖出了半坦。剩下的半担，父亲就带着我到转水村卖。转水村离我们村远，认得的人更少了。我见人就叫买梨——买梨——买梨喽。父亲说，不要死死这几句，灵活点，加点好听的叫叫呀。我说，加什么呀？父亲说，买梨——买梨——又甜又生水的黄皮梨。我就改口，买梨——买梨——又甜又生水的黄皮梨。

傍晚，父亲背上的衣服结了一层薄薄的盐痕。这时，我们的梨子也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几斤梨子，有户人家用稻谷换走了。

晚上，父亲翻出口袋里的所有零票，一大堆角币分币就躺在了饭桌的中间。母亲把皱巴巴的毛币扯平整，大大小小几双眼睛，都齐唰唰盯着父亲数钱。这一天，我们的梨子一共卖出了15.5元。这个数字，己让我们一家人高兴得睡不着觉。

后来，我还跟父亲一起卖过几次梨子。

再后来，父亲不再抹不开脸面，就一个人去卖梨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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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