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香港，从直言献给故乡的《朱雀》到《七声》，再到最近的儿童文学《儿郎》，葛亮一直在纸上书写南京，他所构筑的南京时空丰富而多元，深深影响了众多读者对南京的印象和历史想象。作为当代最可期待的一位青年作家，葛亮近年将关注点放在一批传统匠人身上，新近出版的《儿郎》更是将极大篇幅给了一位南京古籍修复师。

A.

还原一个南京儿童的成长历程

小说《儿郎》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时期为特定文化背景，讲述了少年毛果的成长故事。书香世家的文化启蒙、小伙伴之间真挚的友谊，以及传统手艺人的初心与匠心，无不传递着良好的家风，并在传统文化方面为少年成长积淀了丰厚的底蕴。

作为当代文坛一名极具辨识度的青年作家，葛亮擅长书写厚重的历史，他习惯站在香港去回望南京，站在当下去回望历史。这种异质性的写作为他积攒了良好口碑，他也陆续斩获“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亚洲周刊》“十大小说”等奖项，一纸风行的《北鸢》更是入选2016“中国好书”，并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光环之下所推出的《儿郎》，不只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葛亮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用葛亮自己的话说，不但“真实性高”，而且基本上是结合他本人的经历或者说是成长的轨迹来写的。

比如，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葛亮，其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国家整体的从经济到文化形态的变迁相叠合，小说中的主人公毛果同样如此；在阅读方面，葛亮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即引导他从笔记体小说着手，包括《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等，为其建立了一道有关文学审美、语言形态的门槛，《儿郎》中的诸多家族人物形象也充满了书香气质。

在具体写作中，葛亮坚持以一个成人作家的身份来回望自己的少年历程，其中既有他切身的童年感受，也有其一直惯于表达的笔触，但他的视角却是从一个少年的眼光来审视成人的世界。在葛亮看来，“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周遭的人群，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然要面对的一些难题，或者说一些个人的经历、关爱，从小朋友的角度去看和从成人的角度去看，感受也是不同的。”

B.多种形式普及南京修书文化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边是电子化、图像化和信息碎片化；另一边，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浸润和滋养。在葛亮看来，这种浸润和滋养对孩子也非常重要。

所以，《儿郎》会写到书法，所临书法既有《玄秘塔碑》，也有《李晟碑》；与此同时，葛亮还将极大篇幅给了南京的一位古籍修复师。葛亮至今都记得，外公家里有一只锡制的茶叶盒，上面雕刻着游龙戏凤，在时间的侵蚀中泛着暗沉的颜色。春天搁进去明前的龙井茶，到中秋泡出来还是一杯新绿。

正是这种耳濡目染，使得葛亮在对南京往事进行回望之际，他笔下这位生活在南京西桥一带的古籍修复师形象立刻丰满起来。这位师傅一直遵从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即整旧如旧，一本布满虫眼儿的古书，他会用糨糊将虫眼儿润纸，然后覆上存了许多年的毛太纸，用红茶水染过，再用毛笔蘸水沿着虫眼儿边缘画水纹……以至于最后一点都看不出修补过的痕迹。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他得具备化学、生物、美术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对材料、墨迹等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为了普及“修书”，葛亮还另外用说明性的文字对一些古籍版式中的专业术语进行了介绍，比如天头，是指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空间；书脑是指书籍锥眼上订线的地方；版心中间的图形，是用来标示中缝线的鱼尾，包括黑鱼尾、白鱼尾、线鱼尾、倒鱼尾等。

今天的人都在呼唤工匠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是历史背景下对于专注、创新、敬业的呼唤与向往。

在小说中习惯以文化承继和中西精神的碰撞为主题的葛亮，自然会对匠人题材投以更多的关注。事实上，在《儿郎》之前，葛亮已经关注起手艺人来，《北鸢》便写了一位扎风筝的匠人，引起广泛关注、进入全国高考语文卷的《书匠》，即取材于南京。

据葛亮介绍，因为看到祖父手稿受损，他极其偶然地接触了古籍修复师这个非遗项目，并亲自体会了一本书可以被完整修复的全过程。在那个过程中，他体会到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其中每一个细节，都不可预见，而解决唯一的手段，便是经验。”

以《书匠》打头，葛亮准备写作“匠传”小说系列，“传，既有传承之意，也为这些匠人们聊作小传。”为此，他走访了很多匠人和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他们手艺和背后的故事。他们的朴讷、不善言辞，都让葛亮大受震动，“或许便是这一点拙，建造了他们和这尘世喧嚣间的一线壁垒。”

C.用小视角触摸﹃家城﹄南京

《儿郎》不但让人俨然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南京，同时南京文化也得到充分彰显。除了古籍修复师，书中还动用了不少南京方言，这就使得小说变得非常鲜活，又极具生活气息。葛亮深谙南京话就是某种语言形态的一个化石，即使他身在香港，有时碰到新知旧雨，知道他原籍金陵，都会很热情地调侃，阿要辣油啊？“这一抹乡音，其中的冷暖，闻者自知。”葛亮说。

葛亮小时候住在鼓楼四条巷的一座大院，那是他父亲工作的科研所家属院。在小说《儿郎》中，还能搜寻到这个信息。当时，小伙伴用口音很重的南京话告诉主人公，他家住“四条巷六十三号一栋三门”。对于出生于南京、生长于南京的葛亮来说，南京一直是他写作的灵感，是他的“家城”，尽管身在香港，但古城南京的历史底蕴，在其记忆深处又不断被诠释、被探寻。

“我在南京时，很多状态是蒙昧的，因为对身边的一切习以为常。”葛亮回忆，在香港时，一个朋友问他辟邪的来由是什么，这个问题一下子把他问住了，“我当然知道它与六朝的意象相关，但追根溯源，当时的我无法详细表述。”葛亮意识到，自己因为“南京人”这个身份，因为司空见惯，所以少了很多追问的动力。而今，南京已然成就了葛亮的“南京书写”，在其笔下，南京正以另外一种形式生长、变化着，但它的气韵、内核却是不变的。在他的不断挖掘中，一座地标、一句南京方言，甚至是一个集体记忆，都被固化了下来，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这几年，葛亮再回南京，对这座城市又有一些新的认识。比如，他发现江苏大剧院所在的河西新城已变成他完全不认识的南京，“它是现代而繁华的CBD。”可是，开车到鼓楼，紫金山天文台、北京西路一带，那些民国时期留下的建筑，依旧像停留在他的记忆之中，没有什么变化。

南报融媒体记者 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