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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文旅供图

哲学要领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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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园画传。领读文化供图

薛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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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斋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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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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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这部巨著从稿本、抄本到影印本、汇校本、评点本，流传至今面目繁杂，单是论述这一流变便可单独成书。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曾是全网热议的话题，韩寒拿出400多页的《三重门》手稿起名为《光明与磊落》出版，彼时几乎掀起一股手稿校勘的风潮。跨越几百年的两位作家、两段往事，只因“版本”两字而有了联系。

如今在南京，一位藏书家以自己丰富的淘书、藏书、读书经验，填补上中国空前发展的近现代图书版本宏观、系统的研究空白，钩沉出丰富有趣的历史文化细节，不乏南京的点点滴滴。

填补空白

南京藏书家以四十年研究编织出版图景

无论是《红楼梦》的脂评本、程高本，还是韩寒的《三重门》手稿本，都与书籍的版本有关。近现代一百年，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中国的出版行业亦然。科技与文化交错发展之下，传统的雕版印刷退出出版产业，西式的平装和精装取代了线装。然而，对于这段时期的图书版本的研究，却几近空白。

“因为难。”近日，守望老南京的学者、藏书家薛冰以一本《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以下简称《书事》）帮读者打开了千万本书的骨骼与血脉，“对版本的研究需要通过丰富的书籍阅读、大量的版本整理获得，但是一般人很少能拥有如此大量的藏书体系，而且整理研究起来也是个繁复的工作。”淘书、读书、藏书四十年，薛冰与藏书家韦力并称“北韦南薛”，他的“止水斋”中有两万多册藏书，在藏书界声名赫赫。研究版本对于薛冰来说，无疑拥有最坚实的支撑。

但是既然如此难，为何研究者们还要做这件看似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传统版本学重点在宋、元，延及明、清，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往往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即便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普遍重视不够。如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版本》，无疑是一种学界的权威阐释，但也仅限于新文学版本。然而有可能接触宋版元版、珍本善本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薛冰解释，自己也是从宋本开始学习接触版本而来，然而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美誉的宋版，太过珍贵而鲜少露面，“如今一本宋版，怎么也要百余万。更多爱书人迫切需要的，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

在薛冰看来，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一百余年间，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最为丰富、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也是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近现代版本产生的诸多新形态，翻译稿本、记录稿本、仿线装式铅印本、石印本、珂罗版印本、保密本、编号本、内部发行本、准印本……都需要界定内涵，确立概念，并进一步建构近现代版本学，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薛冰告诉记者，读书首先要懂书，《书事》并非单单面向藏书者，也希望给当今所有读书、淘书、藏书提供一个了解书的靠谱工具，“书中列举的大量实例，目的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说清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在选书读书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提供一些参照的样本。”

《书事》中关于版本的一些概念及定义，日渐得到公众的认可，被广泛使用，薛冰更尝试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

打捞历史

钩沉创下巅峰之作的南京雕版印刷

薛冰将关于书的“硬”知识，从成稿、制版、印刷、装订、版权、装帧，到书外之物，分别归类，为大众拆解一本书的构成。在这些硬知识中，更呈现出南京在出版界中古往今来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南京问世的种种巅峰之作。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期最长的图书印刷技术，民族特色鲜明，流传分布广泛。现存的古籍主要是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简称雕版本、刊本、雕本、镌本等。”薛冰告诉记者，“中国乃至世界雕版印刷的巅峰，其实就诞生在南京。”

明代崇祯年间在南京问世的《十竹斋笺谱》，让古人用来写信、写便条的笺，完成了从实用品到艺术品的升华。《十竹斋笺谱》将饾版和拱花两大创新技艺运用到极致，成就了世界印刷史上的里程碑。“《十竹斋笺谱》可以说是传统雕版印刷的巅峰之作，其中所包含的高超的套版印刷技术，比欧洲早了200年。”薛冰说。

十竹斋是明末清初南京私人出版家胡正言在南京开设的书坊，因其在南京鸡笼山修十竹建书斋而名“十竹斋”。《十竹斋笺谱》诞生以后，“大江南北，争相购藏”。用同为藏书家的韦力的话来说，《十竹斋笺谱》在手工时代用艺术的形式将人类从二维世界带进了彩色精妙的三维世界，而支撑这种神秘之美的，与明代南京的两项“专利技术”：“饾版”和“拱花”水印木刻技艺密不可分。

“不仅仅是《十竹斋笺谱》，诞生在南京的经典版本很多。其中，就包括中医典籍《本草纲目》的首个版本——金陵版。”明神宗年间，《本草纲目》定稿时，李时珍已年过花甲，数十年努力的结晶，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将它刻印出版，发挥社会效用。可是，这部极富科学价值的190万字巨著，尚未为时人所识，一时很难找到承印的书商，没有名家的赞许与政府的支持，私人刻印此书多有风险。倾其毕生心血撰成此书，却无人识“君”，长期积压案头，这对于李时珍来说是莫大的伤心。到过蕲州、黄州和武昌，李时珍都无功而返。看到自己的著作在湖北家乡无法刻印，他想到了南京。最终这本传世名著终于在南京得以出版。

在南京，有大量诸如《本草纲目》这些“外乡人”所著最终却“落户”金陵的经典版本。“再如浙江兰溪人李渔所著的《芥子园画传》，也是在南京诞生。从清朝至今，几百年来它依旧是国画入门的必备教科书之一。”薛冰告诉记者，南京能诞生如此多经典版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京在近现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南京是当时全国刻印书籍的中心之一，文化事业相当繁荣。无论是林立的出版机构还是后期的书店一条街，都为近现代出版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数据记载，明代南京的书坊、出版机构多达93家。”

长期以来南京能成为中心，薛冰认为与南京的爱书人、读书人众多有着很大的关系，“明代中期之后，除了考科举之人，南京的市民阶层也已崛起，大量的小说、戏曲为市民读者所爱。竞争尤为激烈的出版机构，在南京想方设法在出版中提高质量，良性循环最终形成了南京诸多经典的优秀版本图书。”

回溯时代

鲜活细节勾勒中国百年文化历史变迁

在输出硬核知识之余，另一方面，薛冰也带着传播有关于书的“软”文化，让各色人物带着他们的著作或藏书轮番登场，让读者得以从字里行间捕捉历史的银瓶乍破。

每一本旧书都有一个旧时的故事，挖掘每本书后涌动的情感，也是诸多藏书家的淘书之乐，也被薛冰记录在《书事》之中。

比如，自江苏走出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与书之间，便有美妙的故事。在得到1986年10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初版《江村经济》时，薛冰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在书的前衬页上，费孝通先生以墨水笔写下这样一首诗：‘愧赧对旧作，无心论短长。路遥试马力，坎坷出文章。毁誉在人口，浮沉意自扬。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岁月春水逝，老来羡夕阳。盍卷寻旧梦，江村蚕事忙。’后署：‘题《江村经济》中译本赠通华同志/费孝通/1986年12月15日’。此后又有受赠人朱通华写在括号中的附记：‘于金陵饭店。陪卡拉汉访问淮阴’。”卡拉汉时为英国工党领袖，卸任首相，这次专程到江苏访问，就是费老所促成的。薛冰在书中提及：“《江村经济》中译本的出版，距1939年此书英文初版问世，已经相隔了47年。此间波折坎坷，费老在此书《著者前言》中说得很清楚，可以说这本书在半个世纪中的经历，也就是费老人生的缩影。”

而一张如今习以为常的书籍版权页，也经历过时代变迁的洗礼。“雕版印刷时期，盗版的花费巨大，所以几乎不见盗版。而随着西方印刷术进入中国，逐渐有了早期一批争取版权保护的实践者。”在最早的一批实践者中，上海以及江苏的出版从业人士占了多数。在二十世纪初期，很多教材上贴着苏州、松江两府衙门颁发的告示，当作当时的“版权保护证明”。

随后，版税票也成为版权凭证之一。设计多出自高手的版税票，足供欣赏，遂也成为藏书界搜寻的对象之一。“最典型的要数鲁迅先生的版税票，印章刻得好，又钤在专用纸上，堪称艺术品，向来为人所重，往往被人从书上揭走。”一张版税票比书更让读书人爱不释手，这样的情形，如今也很难再见到。

版本的变化，也带来阅读方式的变化，竖排转向横排的阅读变化中，也有着趣闻。“中国传统图书的版本文字，是自上而下竖排成行，自右向左逐行阅读，极少差异。这传统，大约形成于先秦的竹简时期。”薛冰解释，“但是当外语字典等双语读物在中国出版之后，中西文化大交流，直接影响到版面文字的排列方式。”一本用方言注音的“汉英字典”让横排本逐渐走入中国。

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帮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也造就了图书出版史上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在这些版本的趣闻中，薛冰打捞时代中鲜活的历史文化细节，多角度地观摩科技发展与社会变迁，更能体味当时的时代气息，增添一份读书之乐，也梳理出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途径。

南报融媒体记者 王婕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