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孙涛

《舌尖上的中国》，集全国各地最地道的风味风情，鲜香热辣，由胃入心，不知激活了多少人的味蕾和乡思。告子曰：“食色性也。”自古以来，要说有什么能最广泛、最长远地团结人民大众，恐怕也就是这食和色了。

几百分钟的片子，引领着兴奋的吃货们走南闯北、上山下海，一路两眼放光口水横流，而最终的结果是淘宝诸多食品小店销量暴涨。就像所谓的纯文学通常干不过通俗文学一样，纪录片一般也很难如故事片那样受欢迎，而一旦有反常现象出现，按照常规，就该有评论家出来总结伟大意义了。《舌尖上的中国》就让很多评论家又痛快了一下嘴，比如传媒大学教授朱羽君就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纪录片进入了繁荣时代”。

窃以为，你说中国餐饮界迎来了一次赚钱机会那没错，但我实在不能理解，如何能从一部片子的成功看到“中国纪录片进入了繁荣时代”？《舌尖上的中国》也许会引发一轮纪录片拍摄高潮，但高数量并不代表高品质，只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才能说是繁荣，否则最多只能说是近亲繁殖。

浪漫高雅的文化人总是希望通过把吃吃喝喝上升到文化层次，然后色香味俱全、优秀又优雅地赚钱。想恭维这类人，你要说他不是为了赚钱而赚到了大钱，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他们的心灵，这话基本爱听得不行。而信奉现实主义的商人不玩弯弯绕，更善于从“永恒的愉悦”中看到“永恒的价值”，他们的本能是急风暴雨般把文化转化成金钱。

绥德人黄国盛在黄土高原卖了几十年的馍馍，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集《主食的故事》中亮相后，往日平静的生活终于被打破。餐饮连锁企业“西贝筱面村”的老板贾国龙看过片子后就跑到了绥德，搂着老黄夫妇拍了照发了微博，并盛情邀请二位移师帝都，“改善生活”，同时也可推广黄土地文化，为大都市人民做点地道的陕北黄馍馍。《主食的故事》分集导演胡迎迎看到此微博立刻就火了，立马打电话给老黄询问情况，老黄说他已经上了贾总的车，正在去榆林的路上。“太荒谬了，这根本就是商业炒作，”胡迎迎气愤不已，“老黄不识字，他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

这话真是太喜庆了，让我想起新版《上海滩》中李雪健扮演的冯敬尧的话：“无求？你要先有了才能无求。什么都没有，你谈什么无求。”在老家小城卖黄馍馍的老黄，起早贪黑，辛苦一年不过赚个万儿八千，进京做同样的活儿，收入最起码能翻几番，不识字的小商贩终于有机会搭上个快速致富的文化快车，想必梦里都会笑醒。

相信《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导演们的身价都会涨不少，以后再拍片，各位会把多给的钱退回去，坚定不移地停在没拍片前的原点吗？你若做不到，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群众演员”维持原状，有钱不赚。

深圳有“西贝筱面村”的连锁店，我也常去，喝杯店里自制的纯手工无化工的酸奶，啃啃大块的羊肉羊排，听老妈妈小姑娘唱唱信天游，体味的是很正宗的西北风味。若下回见到黄馍馍，也会叫两个尝尝，实在不明白这跟“商业炒作”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改变，有什么要声讨的？绥德当地人不会因为少了个老黄，就会有什么文化缺失之类的感觉，一个小商贩除非其自身原因，否则扯不上什么伟大的意义和影响，地方小吃也绝不会因某个人的离开而失色。

胡迎迎说，对于《舌尖上的中国》走红带出这样的连锁效应，深感无力。国际纪录片界有条不成文的约定，即纪录片的拍摄应当尽可能不干扰、不改变对方原来的生活形态。这儿我想纠正导演个概念，所谓的“不干扰、不改变”，是说你拍摄时要尽量保持原生态，而不是要求观众完全做个局外人。说实话，《舌尖上的中国》若是播出后真的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改变，想必导演的心要时刻放在“蛇尖”上了。

顺便再多说一句，每次看到各路所谓的专家，动不动整些类似“我本来想救那只美丽的鸟，想想这会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没动，看着蛇吃了它”的例子，以之表现自己高度的自律和高尚的品格，我就觉得很搞笑。人类的生活早已经严重影响了自然界，这种状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再不是完全的局外人，将被蛇吃的鸟遇到了你是一种自然现象，你救是它的幸运，不救算它倒霉，这才是正常的“生态平衡”。从你进入，已经加入，救或不救，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谈不上破坏“生态”。

当自己的作品被吹捧得不像样子时，安迪·沃霍尔说：“全部含义都在我的画面上，并没有更深刻的东西隐藏在后面。”我们有些人太喜欢挖掘所谓的伟大意义，其实这是件很没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