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是古代最为贵重的金属,用它制成的器物是珍贵华美的质料与精制繁复的工艺的结晶。在我国，金银器皿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大都以青铜工艺制作。至两汉，金银制品的数量增多，品种增加，工艺也趋于成熟，正式脱离青铜工艺，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金银器之所以在汉代得以大发展，与汉王朝的繁荣统一有着极大的关系。据《汉书》记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500万。可见西汉时期金银器的制造已具有相当规模。当时统治阶级拥有大量黄金，西汉皇室多以黄金赏赐臣下，甚至铸造金饼、马蹄金等金币投入流通领域。此外，西汉方士李少君提出的使用金银器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理论，更是对汉代金银器的制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上可略窥一二。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数量，还是品种，抑或制作工艺都远超先秦时代。

同时，鎏金工艺在汉代也颇为盛行。汉代工匠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装饰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更为重要的是，汉代金细工艺逐渐发展成熟，最终摆脱了传统的青铜工艺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

我们以徐州出土的金银器为例说明之。

“刘注”银印。此银印出土于龟山楚襄王刘注墓内，通高l.7厘米、钮高1厘米、印面边长2.1厘米。印台为方形，龟钮。龟昂首，四足呈挺立状，背甲和腹甲刻有纹饰，龟首及龟爪表现生动，眼睛和鼻子雕刻精致，腹下镂空。印面阴刻小篆体“刘注”二字，字体浑厚古朴，疏密有度。该印为刘注私印，重39克。从这枚银印上可以看出，汉代金银器已集镂雕等多种工艺于一身。

金带钩。此金带钩出土于狮子山楚王墓中，长3.5厘米。带钩为鱼龙形，钩上鱼龙屈体张口，盘卧于圆钮之上，富于动感。其口内吐一长舌，向后弯曲成钩。鱼龙体中镶嵌一颗绿松石，创意新颖，精致异常。带钩是古代贵族、官僚以及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此金带钩装饰华丽、式样奇特、独具匠心，体现出汉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精湛。

金饼。1990年，簸箕山一号汉墓出土了一批汉代金饼，这些金饼直径6.2至6.5厘米、厚0.6至0.7厘米，呈不规则圆饼状，正面凹陷，有明显的捶揲痕迹，上方有竖行隶书“巨吉上口”四字。背面边缘处钤有小方形印戳，钤口二字，字文不清。

汉代的黄金铸币有两种：一种为类似圆台体，中部空、上部开口，略呈杯形的黄金铸块，通常称作“马蹄金”。另一种就是类似簸箕山一号墓出土的这种扁圆饼状的黄金铸块，称作“麟趾金”，俗称金饼。出土于徐州地区的这些金饼表明汉代金饼的尺寸和重量均不一致，为研究汉代的货币政策、钱币流通以及金银器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银鉴。此器出土于狮子山楚王墓，高11.4厘米、口径74.7厘米。折沿、口沿下面有两环，短颈、平底、素面。腹下部有一周折线，左旋卧刻阴文篆书“宦眷尚浴银沐鉴容二石一斗五升重一钧十八斤十两第一御”25字，铭文记录了银鉴的具体用途、重量及容量，表明其是沐浴用具。

鎏金铜铺首（一对）。此对鎏金铜铺首出土于狮子山楚王墓，长（含环）11.5厘米、宽7.6厘米。两件铺首大小、形制相同，皆为兽面衔环形式，表面鎏金。兽面部饰有鳞状纹，肥耳，大眼，眉毛和胡须均上卷，周缘有卷曲的鬉毛。从出土位置和尺寸来看，它们应是漆木器上的装饰。

虽然以上介绍的是徐州出土的少数的汉代金银器，但从中已能看到汉代金银器的辉煌。同时从这些金银器的巧夺天工之美，鬼斧神工之妙中，我们亦得到了艺术的享受，精神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