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秉锷 图/徐报融媒记者 孙井贤

“汉承秦制”几乎是中国历史教科书对秦汉之交文化传承的标准答案，其实，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界定。如果认识止于这一界定，我们对汉初诸多的历史创制将会视而不见,甚至会模糊了秦与汉的制度差异，忽略了秦与汉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对立。

为在政治制度层面探究秦朝向汉朝的演变真相，需研究下汉高祖刘邦“改制”的问题。第一个提出刘邦改制的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改制”面向的是国家，“易俗”面对的是百姓。本文略述刘邦改制的起步、过程、基本架构、精神内核和特质等。

改制从约法三章起步

“改制”是权力者的事，与平民百姓无关。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尽管有“大丈夫当如此也”的理想，但没有“改制”念头。秦二世二年（前208）闰九月，刘邦奉楚怀王之命西向伐秦，从“怀王诸老将”的谏言即知，这不是一次纯粹的军事征战。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反秦战争中的“扶义而西”，可以视为刘邦改制的“预热活动”。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高祖本纪》）

这里包涵了三个要点：吾当王关中；法三章，馀悉除去秦法；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联合执法）。

《汉书·高帝纪》对参与汉高祖改制的群体有所简述：“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由关中试验到天下推广

刘邦从“汉王”而“汉皇”，四到五年的过渡期，在萧何的主持下，经过刘邦认可，汉朝的基本法得以确立。所以，班固分析认为，汉行“黄老之术”，倡“无为而治”，近于“道家”：“道家者流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盖出於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我认为，这其实是拔高了，汉高祖刘邦的改制颇类于“摸着石头过河”，是从实践中来的。

从沛县起兵反秦时，刘邦对秦王朝与天下百姓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判定：“天下苦秦久矣”。到了关中，他的判定还是“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因而，改变秦王朝的苛法几乎成了沛公个人、沛公军与天下百姓的共识。

刘邦从开始隐于芒砀山就没有“全盘秦化”的初心，直到“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从初入关的“馀悉除去秦法”到登基后的“悉去秦苛仪法”，表明了刘邦与秦王朝的决裂，因而，司马迁才会以“拨乱诛暴”加以评说。

汉高祖刘邦以及他的子孙后代对汉朝制度建立、发展不是一步到位。汉武帝曾经总结：“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这个“追俗为制”其实就是顺乎民心。

汉朝是不同于秦朝的。从“制度层面”（体制）看，两者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皆有巨大差别。其中，差别最小的当是“政治制度”。就是这个两者差别最小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变革的。

从刘邦作“汉王”“汉皇”起，他对秦制的战略性或大局性改变即已启动。在全国范围内，他首先推行的就是“分封制”，此举开始于他的“汉王时期”。由封“异姓王”到封“同姓王”，汉高祖刘邦的考虑焦点即是鉴于秦王朝的只实行“郡县制”而造成朝廷的孤立无援，建藩属以拱卫中央，“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一个王朝的制度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汉承秦制而变革秦制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官制方面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三权分工，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控制（朝廷、郡、县）变为四级控制（朝廷、州、郡、县）；经济制度方面的轻徭薄赋、重农抑商；外交制度方面的和亲政策、册封制度；文化制度方面的太学建立、经学博士设立；秦制度的逐步终结（如挟书律、肉刑）等等。

因为伤病原因，因为登基后的频年征战，汉高祖刘邦早逝，所以他的改制没有完成，但开了一个好头，比如重农政策、解放奴婢、建功封侯、礼乐治国等等。大一统与无为而治给人民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新世纪，给后代帝王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的借鉴。

以儒学回归为精神内核

司马迁从“天道规律”或“循环论”的角度作过朝代解析：“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

司马迁说“天统”毕竟虚幻，贵在他提出的“承敝易变”四字。“承敝易变”的核心即是“他错了，我来改”。一个“变”字，变苛政为德政，变集权为分权，变虐民为爱民。其间，自然有“度”的限制。

刘邦改制的历史参照得于秦廷历代所藏，《史记》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戹塞，户口多少，彊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初刘邦改制，在构架“政治制度”的同时，他先予调适的恰恰是其“政治理念”与“政治情怀”。他总的历史参考是：黄老之学（哲学精神）、法家之学（行为规范）、儒家之学（道德礼仪）。由“布衣”而转变为“天子”，刘邦是学而后醒、后明、后智的。

刘邦改制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其主导的思想理念，简言之，即“先秦儒学”。转折点，即是汉高祖与陆贾的“马上得之与马上治之”之辩。陆贾的《新语》是大汉王朝第一部以儒学思想为基底而兼容百家的学术著作。

刘邦为沛公时，有“不好儒”之名，此由沛公“骑士”与俪食其对话道出：“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

就是这个“不好儒”的帝王，身边围满了“儒生”——张良、陈平、陆贾、叔孙通、郦食其、刘敬皆儒生，其弟刘交儒生，其师张耳、其师兄陈余自然是儒生。萧何又何尝不是儒生出身？就是刘邦自己，自幼读书（与卢绾同学），壮而游学大梁，师事张耳，景仰魏公子无忌（信陵君），这些都证明刘邦不是“老粗”，而是有其向往（作“大丈夫”）、有其崇拜对象（信陵君）的文化人。

明里“不好儒”，并没有阻止他对儒生的接近、信任与依赖，叔孙通可以作一个例证。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他是在刘邦作汉王兵败时归附的，有趣的是，“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由此可证：刘邦不喜欢的是“儒服”而非“儒生”。

刘邦最后趋于成熟的治国理念是在他作为一个“文化人”实现了“儒学回归”后才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是曲阜祭孔，对孔子以“太牢之礼”、当天地之神敬奉。这一事件半年后，刘邦去世。如果给他再多一些时间，“独尊儒术”的就可能不是汉武帝了。

以“太牢之礼”祭奠孔子，是汉高祖的“精神遗嘱”。一位徐州籍帝王托举了一位曲阜籍圣人，为天下人请出一位精神导师，这一举措，影响中国文化发展、影响中国人的道德情操两千多年，意义之深远，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刘邦祭孔是他改制实践中精神醒悟的标志性事件。

权力体制向庶民打开大门

证明汉高祖刘邦改制的第一个证据，是刘邦和他的汉初功臣集团自己命运和地位的改变。命运和地位的改变既是他们改制的条件，又是他们改制的结果。布衣帝王与布衣将相的构成，是夏、商、周乃至秦代都未曾出现过的。

司马迁对此没有曲意理解或阐发，倒是班固在修《汉书》时感到了“布衣帝王”于前代历史不贴合，所以对刘邦的出身作了“贵族探源”。他说：“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推想一下，汉高祖刘邦生前并没有为出身庶民而自卑，甚至父亲、祖父名讳失考，也没有让他不安，更没有去刻意编造，班固凭什么能追溯到唐尧、刘累、范氏呢？刘邦由一介平民（布衣），借助其接受时代呼唤、承担时代大命而成为帝王，而他开创的汉王朝则给后代更多的平民提供了介入权力体系的机遇。

举一个例子。许慎《说文解字》序提供了一个平民升官的信息：“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则信息的要点是：读书可以做官。

后来，汉代实行察举、征辟制，即是通过官吏的举荐、选拔，将有德、有才的平民百姓提拔为官吏。所谓“征辟”，即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察举、征辟制度冲破了先秦（夏、商、周三代）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给平民百姓一个进入权力体系的机会。西汉时代，荐举制逐步成熟，以致“汉官无贵族，平民可封侯”。这是汉高祖刘邦开创的政治奇观。

许倬云先生在《汉之为汉》一文中指出：汉朝经过了政权的整合、经济网络的整合、宗教文化方面的整合，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群”——“汉人”得以形成。“汉人”是一种“文化群”，不同于西方的血缘“族群”，由“汉人”创造的“汉文化”因为超越了血缘局限而具有宏大、宽容、不自限的特质。

■新闻背景

1月2日，由徐州市文广旅局策划，张逸马、王虎作曲，屠洪刚演唱的歌曲《大风歌》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播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在点评时说：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文化印记，汉朝的“汉”早就超出了作为一个王朝名称的符号，而成为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标识之一，而且在世界历史的发展当中也起到了不可小视的巨大的推动力。

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建立了一套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汉朝在承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哪些改革？本期专题，由徐州文史学者田秉锷阐述源自汉高祖刘邦的诸项革新。

■结语

汉代的制度建设，在维持了四百年之后，并没有随着汉朝的终结而终结。汉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尤其是文化精神得以在后续的王朝保存并传播。所以，我们说汉制度、汉文化有一种“超时”色彩，“汉文化”既是“朝代文化”，又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两千年间，还没有哪一个王朝的文化有如此的生命力或影响力。

总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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