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全媒体记者

欣闻

记者：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讲中国文化，第一课要从《论语》开始，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

孔庆林：我有同感。在李可染故居的中堂里，有副对联：“大事业自四书起，真学问自五经来。”四书五经之学乃做人成事之学，它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命脉，而其中的《论语》，又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第一要书。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梦溪说：“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提出学习五经应从《论语》开始（《乐》失传）。国学大师钱穆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该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读《论语》，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日本作家井上靖说：“六七十岁的人读《论语》，大抵和我一样，都会成为《论语》的俘虏。”他写的《孔子》这本书，集中反映了《论语》中的孔子，名列1989年日本文艺类十大畅销书之首。《论语》何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在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中，孔子生活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刚好是一个制中点。而这时的东方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时期，又是一个产生思想巨人的“人类轴心时代”。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经三皇五帝的初民觉醒、尧舜禹之道、汤文武之政、周公之礼、孔子之德几个阶段薪火相传而延续不断，成为人类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孔子功不可没。

孔子对中华文明所发挥的这种承上启下的传递作用，可从他对国民思想的影响来观察。自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虽也合合分分、分分合合，但最终还是走向孔子所希望的同文同轨的“大一统”格局，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使然，而促成这一凝聚力形成的，不能不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上寻求答案。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说：“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对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形成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论语》了。历史上，人们把它当作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蓝本，这才有了宋太宗时宰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尽管有点言之过甚的感觉，但从《论语》中的做人和治国之道而言，也不失为正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了解中国人，应当从了解孔夫子开始。”通过孔子，认识国人的“民族特性”，感知中国人，那么通过精读《论语》来实现就是首选了——这就是我为何也赞同把《论语》称之为“中国文化第一课”的答案。

记者：《论语》对中国人的影响，除国家层面意义外，在人际交往中的一些日常行为中，也可感悟到。

孔庆林：是的。从人际关系说，在孔子的思想里，“我”与“他”（她）的关系中是相互尊敬而存在的。为了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症之方，重礼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礼者，敬而已矣。”明确礼的含义就是对人的尊重，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基。孔子给他儿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他曾这样作比，说人若无礼，就如同瞎子行路一样。一小伙见一老汉问路：“老头，到某地还有多远？”老汉想，这人一定是来自孔夫子没到过的地方，便随口说：“不远了，还有三亩！”小伙疑惑地问：“喂！你们这里怎么论亩不论里？”老汉说：“要论‘礼’，我就得给你两耳光！”过去，人们把没礼貌的人，称为孔夫子没有到过的地方，足见其在民间的影响。

记者：你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智慧的呢？

孔庆林：孔子的智慧，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生活在礼崩乐坏、兵荒马乱的春秋末期，他的思维也自然而然地聚焦在人生和民生两大问题上了。前者思考的是如何做人，后者思考的是如何成事，目标指向就是让人成为君子，然后通过这些君子的努力，去改变这个让他担忧的社会，从而还人以尊严，还天下以太平。

所以，孔子的智慧虽然囊括了众多方面，但概括地说，就是怎么做人和怎么成事的智慧。匡亚明先生说：“世界历史上三大名人，耶稣、释迦牟尼、孔子，前两者搞宗教，而孔子一人为人类，我看孔子更伟大。”做人与成事的智慧，是孔子思想的全部，也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导向。

记者：有学者认为，《论语》等儒家经典所彰显的孔子思想，在面对人类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抉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赞成这个观点吗？

孔庆林：我举双手赞成。所谓“十字路口”，这应该是从当今人类面临的现实而言的。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已经发展到太空化的时代，一方面人类不仅面临着战乱和贫穷的煎熬，还面临着人之信仰和精神上的危机以及环境恶化的挑战等。

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多种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实现的路径，则离不开孔子“和而不同”思想。在世界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文明有三种选择：一是单极文明，唯我独尊；二是文明对立，势不两立；三是和而不同，共生共存。历史将会证明，只有第三条路才是唯一出路。

费孝通先生曾说：“21世纪是个危险的世纪。”他认为现在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呼唤一个新的孔子，他将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

费先生的话，自然是寄托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的生命力，是由其关注人性、敬畏生命和关注现实而彰显的，对疗治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也有切中时弊的意义，被国外学者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记者：我感悟到也许这正是让你萌发编著《论语365句箴言》的一种责任意识的由来吧？

孔庆林：是的。我感到伴随着孔子的回归所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可归结于一点：没有真正读懂孔子，没有学会按孔子的思想去生活。孔子强调，社会人有分工，但人格是平等的，提倡礼贤下士，反对独富独尊，善于推己及人地想问题，而有些孔子后人居然有唯孔独尊的思想，不也是一种让人感到汗颜的无知吗？所以，最初我是想写给孔子后人看的。我感到能正确认识孔子，才能有效避免孔子回归中出现的诸多乱象。而正确认识孔子，从《论语》开始就成为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了。但孔子之后的2500年间，历史上却有五个孔子，也为我们正确认识孔子制造了障碍。

记者：哪五个孔子？能分别谈谈你对“五个”孔子认定的原由吗？

孔庆林：好的。先说第一个孔子。这个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那个布衣孔子。梁漱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并延续至今。第二个孔子是被后儒发展、丰满起来的孔子。第三个孔子是被后儒误读、曲解了的孔子。第四个孔子是反孔时被人贬为“鬼”的孔子。第五个孔子是尊孔时被人捧为“神”的孔子。

编著《论语365句箴言》这本书，就是力求真实地反映第一个孔子的真实思想，让他走进民间、走向世界，回归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进而通过塑造当代君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记者：听了你关于“五个”孔子的看法，颇受启发。由此想来，力求恢复孔子的原貌，应该是你萌发编著《论语365句箴言》的由来了。

孔庆林：正是这个意思。我自知能力有限，国学的底子也不扎实，但我还是为此作了些努力。匡亚明先生提出读经“三义”说，对我很有启发。即准确把握“本义”，多方参考“他义”，努力推出“我义”。

我在写作中也参考了这“三义”，其中“他义”包括：一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融合起来；二是和道、佛及诸子百家文化融合起来；三是和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优秀文化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