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南宋乾道八年（1172）的秋天，正在川陕宣抚使（驻今汉中）王炎幕中担任干办公事的陆游，忽然被调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11月，陆游自汉中赴成都上任途中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剑门道中遇微雨》。全诗如一帧生动风趣的自画像：他满身风尘仆仆，酒渍斑斑，正骑一头毛驴冒着霏霏细雨，悠然跨入险峻雄壮的剑门关……有几分自嘲，有几分自得。最是那雅谑的一问——既然前代的李白曾醺然骑驴而过华阴，郑棨的诗思就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李贺常带着小奚奴骑驴觅句，那么您看我这副样子也像不像个诗人呢？由此读者当于莞尔中恍悟：斯时斯境，若无毛驴与美酒，诗人在艰险蜀道中何以如此潇洒陶然？——酒后现真形，酒后出好诗，此之谓也。而陆游的这帧自画像，千百年来庶几可称之为中国古典诗人行为艺术的一个典型写照吧。

诗人大多好酒，常赖酒产生神思灵感。有酒仙之誉的李白不必说了，就连忧国忧民的杜甫亦高吟过“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豪句。

密切关注现实，志在恢复中原的陆游，亦有其豪放浪漫的一面，年轻时即有“小太白”之称，自然好饮亦不让李白，于酒亦多所吟咏。尤其52岁时，因“不拘礼法”，被言官诋为“恃酒颓放”而罢免了嘉州知事，我行我素的陆夫子遂干脆自号为“放翁”，以示其蔑视权贵之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酒催生了这“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成就了南宋一位最为杰出的诗人。

当然，陆游的嗜酒，绝非什么颓放，而是寄情于酒，慷慨悲歌的豪放；是壮志难酬，愤世嫉俗的狂放。随手举其《醉歌》为证：“我饮江楼上，阑干四面空。手把白玉船，身游水精宫。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腑生崔嵬，吐出为长虹。欲吐辄复吞，颇畏惊儿童。乾坤大如许，无处著此翁。何当呼青鸾，更驾万里风！”白玉船，白玉制的酒杯也，它呈椭圆形，旁有两翼，古人雅称为“羽觞”，因其形又颇似船，故名。诗人在江边高楼上痛饮，想象力上下驰骋于江天与龙宫，大有气吞河岳之概；然欲一吐胸中块垒，又恐惊吓住那些被诗人喻指为庸人、小人的儿辈，天地之大，竟无处安置一个姓陆的醉翁！不由得幻想自己能呼唤自由翱翔的凤鸟乘风而去。

即便前述那首看似悠闲自适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若进一步了解此诗创作的政治背景，我们就会于陆游表面上的洒脱自得、纵情诗酒的背后，察觉、触摸到一缕隐含的郁闷、无奈，品嚼、吟味出一丝酸楚的黑色幽默。原来，汉中靠近抗金前线，彼时王炎、陆游正欲凭借其险要的地理形势经略中原，收复长安，陆游更频繁来往于汉中与前线之间，曾身着戎衣，亲临当时的边防重镇大散关（在今宝鸡），俯瞰关中失地。正当他们认为长安唾手可下时，王炎却被朝廷调回临安枢密院，陆游也被调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实为一个闲差。遭此打击，希望破灭，陆游只能以酒释闷，自嘲从此只好做个诗酒飘零的文人了吧。而在《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诗人更自叹“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既然无缘上马杀敌，姑且以酒为旗，以笔做槊，将满腔热望与郁结发泄于酣醉后的狂草书法中——陆游原是南宋有名的书家。但又终不能忘情现实，依然希望有出塞北伐的一天：“何时夜出五原塞，不闻人语闻鞭声！”是何等的豪气干云，感慨不平！

而借酒明志、以酒遣怀的诗人，其头脑又是十分清醒的。他目睹偏安一隅的南宋一帮贵族醉生梦死、沉溺酒色之荒淫无度，理性地发出“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笫。华堂乐饮自有时，少待擒胡献天子”的呼声（《前有樽酒行》），尖锐地指出，大丈夫唯为国战死最为光荣，眼下强敌未灭，岂能忙于华堂宴饮，乐此不疲！从中又可见出诗人对于那种贪怀滥饮，乃至酒色误国的不齿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