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林燕妮、亦舒都应金庸邀请，给他主编的《明报》写专栏，每天一篇文章，读者甚众，但也十分辛苦。写了一年后，林燕妮先找到金庸，要求涨稿酬，金庸笑笑说：“燕妮啊，你平时那么爱花钱，给你再多也会花光，所以不必给你涨稿酬。”林燕妮无功而返，接着亦舒来了，也要求涨稿酬，金庸仍然笑笑说：“亦舒啊，你平时那么省钱，给你再多也舍不得花，所以不用给你涨稿酬。”

想起这则趣事，事出有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在做客央广两会直播间时说，原来定的稿费标准过去快20年了，这个标准很低，“知识分子劳动创作的是知识产权，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有的可能长达十几年或几十年。因此，国家版权局准备调整这个标准。”而中国作协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物价上涨，诸多因素促使工资、薪金的个税起征点一再调整。而同样作为劳动收入的稿酬的个税起征点却没有调整，这无形中降低了以稿酬为主要收入的作家的生活水平，制约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大多数人不知道，在咱们国家出本书跟彩票中奖一样，不管你写几年，只要拿钱，就按当月收入扣税，而且起征点是800元，想逃税是不可能的，因为版税由出版社代扣。看似风光，一出书就挂彩，想毫发无损地拿钱，门儿都没有。版税点数不高，扣税点数绝对不低，具体多少我至今也没弄清楚，反正由着出版社扣就是了。

后来跟出版社混熟了，有个女孩教了我一招，你可以在书后面多写几个人名，每个能抵800块。于是再出书时“后序”中就多了一长串感谢名单，有个结义兄弟无意中看到了还挺高兴，感动得眼泪汪汪：你看我也没帮啥忙啊，还给挂个名，真够哥们儿！我说，少废话，是兄弟就别客气，下次出书还有你！酒桌上叹的是原来多几个“八拜之交”还真是有远见的事，供出名来，一个就抵八百啊。

“稿费将涨”这一利好消息一出，一帮码字儿的穷哥们感动得热泪盈眶，通过各种途径热情回应，成都作家西闪说：“大部分作家，两三年才写一本书，一本书就赚一两万。月薪八百啊，朋友！没有社保啊，朋友！还得交税啊，朋友！”可据某些媒体说，有些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家伙还开始“囤货”，坐等稿酬涨价，导致一些刊物缺稿。

缺心眼的人才信这无厘头的新闻，淡泊名利的文化人账算得最仔细。恩格斯说过：“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经常写东西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不是麦家这样的大卖家，这年头出书绝对不如给报社投稿挣得多。虽说国家规定的标准低，可运行良好的报刊不差这点钱，早就自己调过了，比如深圳的媒体基本达到了千字两百的水平，《读者》则三百起价，《知音》更是到了千字两三千。

不是没有稿酬尚可的媒体、出版社，关键是你要得高，人家的要求也高，这个钱不是每个写手都能赚的。阿城多年前出了本《威尼斯日记》，其中说到1984年夏天，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他和诗人芒克一起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想赚点儿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玩，玩儿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我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

“诗必穷而后工”，喜欢这话的人要么是大富翁，要么是穷光蛋，一个显着有品位，一个觉得有盼头。中国的文人穷够了，哪怕看到一点点的亮光，也弄成个狂欢节，可思想的狂欢过后，肉体会发现现实没那么欢，你只要还在这个圈里混，大多数人还得过数钱过日子的生活。所谓文人，一支笔不只是画烛光，还要知道，只有阳光普照，众生才能温暖地生长。

作家毛姆对东方农耕生活有段描述：“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慌不忙，不惊不诧，相继累积排成长列。他们跟随自己既定的周期，过着他们前辈所过的生活。”社会和我们的内心如今缺的好像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古老。

前两天去理发时，理发师忽然说了句：“你好多白头发，要不要染一下？”瞬间，一丝慌张榨出了心底一个“老”字。从理发店出来，走在长满大榕树的路上，风吹过，黄叶飘坠满地，抬头看看，枝头已遍布绿芽。忽然想起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首著名的《秋日》，正是这首诗让他进入了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的行列：“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是江南的景致，岭南的春天，落叶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