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和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的今天，镇江迎来解放。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当时的镇江城又是何等情形？昨天，记者在市档案馆查阅到的一批老档案，再现了70年前部分历史片段，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历史必然”：渡江前夕的镇江，解放已是大势所趋。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渡江部队千帆竞发，在极其有限的抵抗下直取江南。镇江的顺利解放，早在数月前敌我双方的不同表现中，就已现出端倪。当年3月，中共华中工委会调研室编印了一本《镇江概况》，已然在为解放接管镇江做周详准备。而《镇江概况》反映的“概况”，恰恰也证明，镇江正处解放前夜。

彼时，国民党在镇江的统治已病入膏肓，由于政府腐败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早在1946年，《苏报》等在镇媒体，就有《镇江难民渴望二批救济》等报道见报。除了饥民等待救济外，贫民吃观音土、灾民抢米等，都有文字和图片“记录在案”。《镇江概况》中，一组数字为如此民不聊生提供了重要缘由：根据税赋预算，1948年镇江的捐税为2484471元，截至当年底，却实际征收了4343785元，征收率高达175%。

高税负加速了经济崩溃，军队扩张却丝毫不能阻挡败亡步伐。根据《镇江概况》，1949年的镇江有多支部队驻扎，军事力量十分庞杂。此前一年，甚至有2000多名省会警察由警转军，被改编为战斗营。但即便如此“彻底武装”，依然无济于事。

在市档案馆征集编研处处长魏志文看来，这些档案，能真切感受到“兵败如山倒”。“当时的镇江守军，几乎没有组织任何有效抵抗，纷纷溃逃。解放军为了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一路追击。”他认为，“一逃一追”既是当时的战争场景，也体现一种历史发展趋势。

国民党守军对大势已去的感受，从一份《镇江城防指挥部第六次城防会议记录》可见一斑。1949年4月16日下午6时，这场或许是镇江“最后的”城防会议召开，当时所有要害部门悉数参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重要会议，“讨论事项”却充满“鸡毛蒜皮”。

记者从这份档案中看到，会议所有6项讨论内容中，除了第三项要求“各控制站指挥所辖的民众武力实施工作”，参考城防指挥部下发的图表进行，第四项各控制站的拒马“交保甲管理”外，其他内容都与城防关系不大。其中第二项讨论了街头破损路灯的修理；第一、五、六项，分别讨论了为“城防业务工作努力者”、警卫团执法队、水电厂等制发奖状、嘉奖等。

魏志文分析，城防会议内容琐碎，说明国民党军政当局深感大势已去，根本无心无力守城；不断制发奖状、颁奖，则是他们试图挽回人心的无奈之举。“在‘一地鸡毛’的情势下，城防会议只能‘鸡毛蒜皮’。”

人心浮动从通讯记录也能看出。当时，镇江每月“来去电报”约30万次，“来去电话”约50万次，“交通部镇江电讯局”由此被定位为“烦忙局”。这些电报和电话大多通向南京、上海乃至香港等城市。与之相关的是，当时有不少人已经逃离了“交战区”镇江。

当然，更多的镇江市民还是留了下来，满怀期望地等待解放军过江进城，盼望镇江解放。从1949年初开始，镇江城内不时出现反对国民党、欢迎解放军的大幅标语，如“反对蒋敌伪合流屠杀人民的阴谋，誓为全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如今，这些标语被“光影定格”，相关照片成为珍贵档案。

“档案是一代人留给另一代人的最珍贵礼物，它们能定格历史，也能昭示未来。”市档案馆馆长徐策说，解放前老档案的珍贵之处在于，不仅揭秘了镇江如何解放，更证明了我们党胜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