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江

对立统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聚焦到人类社会发展领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被公认为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发展动力所在。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代，都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社会基本矛盾具象到某一时代的某一国家而言，便表现为该国在这一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所以，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判断，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三次重要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1956年党的八大首次明确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一判断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表述上”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更在于“实质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对抗性”向“非对抗性”的转变。

自1921年建党以来，“反帝反封建”一直以来都是我党的中心工作，主要就是建立在近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判断之上（关于这一判断，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反复论述过）。1945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至此，我党虽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概念，但在认知上是一直存在相关深刻判断的。这一时期所有“社会主要矛盾”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前社会基本矛盾的各种形态，都是一种“对抗性矛盾”。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天才地继承和发扬相关马列主义原理，创立了社会主义非对抗矛盾思想，将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并明确这一矛盾的解决不依赖“阶级斗争”，而要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加以调整和解决。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对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洞见并没有得以延续，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落实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上，从而为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持。

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重新将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聚焦到生产关系范畴，1982年这一经典论断被写入党的十二大修改的《党章》当中，成为持续近40年引导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针。在这一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党先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等等重大理论判断，

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40年光辉伟大的实践。

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至此，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经典表述”已经沿用了近40年的情况下，我国的主要矛盾在表述上发生了第三次重大变化，

这次对于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2000年以后，国内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探讨日益激烈，有的人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应该是“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物质文化相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应该是增加消费、扩大需求；也有人认为发展性矛盾成为新世纪的主要矛盾，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应该推进相关制度领域变革；还有人认为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获得满足之后，主要矛盾便凸显人民为对政治生活的需求，从而倡导在政治参与、民主政治方面进行改革以推进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大作出“两个没有变”论断，作为对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回应，明确“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也与时俱进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三位一体”拓展到“四位一体”，以适应新世纪的新变化。

党的十九大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变十八大“三个没有变”论断为（新）“两个没有变”，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看到人民群众需求侧的重大变化——物质文化需要的表述已经不足以概括社会现实需求，同时也深刻透视到社会生产供给侧的实质难题——总量供给让位于结构性困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经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累积上升为主要矛盾，量的变化最终导致质的变化。新的主要矛盾不仅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结果，也是今后发展的依据，只有致力于对新矛盾的有效化解，才能催动新时代发展的动力，从而实现新时代的发展目标。(作者单位：镇江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