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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琴华

现在是一个知识更新快的时代，很多人都保持着一直学习的好习惯。学习什么时候都不晚，记得小时候父母参加的扫盲班，如今看来就非常有意义。

草成垛，谷进仓，社员一下子清闲起来了。一天，安在村子中央的高音喇叭播出一支歌曲以后，喇叭里就传出这样几句话：“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扫盲了，地点村小教室，时间每天晚上七点钟。”那时学生不上晚自习，一到晚上，整个校园空空荡荡一片寂静。

而扫盲呢？就是让那些一字不识的社员接受文化知识的培训。在我们那儿一字不识的人被人称作睁眼瞎，可是像这样的睁眼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多了，十来口人的一家人里有三五个不识字的是稀松平常的事。扫盲学文化了，这个消息在村子一传开，顿时炸开了锅，闹得沸沸扬扬，一个个笑逐颜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村小扫盲学文化。原来他们都吃了不少没文化的苦头。村里有个裁缝师傅给一富人做衣服。衣服做完了，富人留下个欠条就走了。到了年底，裁缝师傅来到富人家收他当初做衣服的钱，那个富人拿出一把纸条，阴阳怪气地说：“谁欠你做衣服的钱？”原来那个富人欺负裁缝不识字，竟然写的欠款还清的条子。

村里要办扫盲班，谁都不愿再当睁眼瞎，白给人欺负。年轻的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壮年的紧随其后，生怕落下遭人耻笑；就是那些爷爷奶奶级的，也有一些不甘寂寞来扫盲班凑热闹。结果教室塞得满满的，连插脚的空儿都没有，怎么办呢？分班。老年社员一间教室，壮年社员一间教室，那些年轻的呢？也是一间教室。世上三样狂，猴子学生和绵羊。扫盲了，别看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一脸的老成，可是走进教室一点儿不安分，有抽烟抠脚丫的，有低头讲话的，也有利用来扫盲的机会就着灯光纳鞋底做针线活的。只有那些年轻的，也就是小伙子和大姑娘一个个跟小学生似的一本正经跟文化教员学习认字。遇到刚刚教过的字忘了，他们还会跑到黑板前面，指着黑板上的字问文化教员。文化教员要是看见一些社员不跟着他念黑板上的字，不跟着他念书上的字，就不高兴地说：“你们是来磨洋工的还是来学习的？你们要是来磨洋工的干脆回家。”这些人这才安分了一些。

一个冬天下来，来扫盲班的社员也认识了不少字。可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不考试大家彼此彼此，没什么两样。要是让社员把在扫盲班学到的知识一一落实到试卷上，有人就疤眼照镜子找难看了。结业考试了，两手捏着薄薄的一张试卷一筹莫展，东张西望的，有之；跟小学生似的用嘴啃铅笔，把铅笔啃得只剩个铅笔头的，有之；也有的干脆向文化教员提议：“老师，能不能不写，光让我说啊？”原来这个社员光会认字不会写字，是个眼高手低的家伙。文化教员笑笑，点点头说：“行。”就指着试卷的填空让那社员回答。考试结果出来了，要数那些一脸羞涩，手脚都不知放哪儿好的姑娘最优秀，高分出在姑娘里面，就连平均分也是她们的最高。

学生上学，老师要求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要提前请假。扫盲班也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点名，一点儿不含糊。那时上边为了调动社员学文化的积极性，凡是不迟到不早退的都算出满勤，生产队记工分。每个晚上学习两个小时，记多少工分呢？那时我爸爸妈妈一丢下饭碗也会到村小的扫盲班里，据他们说一个晚上两个小时每人记五个工分。白天干活，太阳晒，风儿吹，累得不得了，生产队也不过记十来分。扫盲得五个工分就跟用嘴吹灯不费什么劲似的，来得太容易了。所以爸爸妈妈一个冬天没落一个晚上，出满勤。只是在扫盲的社员中他们得的工分一般般，算是保底。原来爸爸妈妈结业考试挂科，连续补考三次才算勉强过关。所以那些考得好的社员除了得到保底的工分，还有价值不菲的工分奖励。

以前，墙上要是贴上一张写满字的纸，很少有人上去看看，甚至生产队会计公布每个社员半年或者一年的工分值，他们也懒得搭理。自从扫盲班进了村，社员一个个都跟换了个人似的关心那墙上贴的东西了，有的干完活还跑到村部要报纸，一本正经地看起报纸来，知道了不少国内外大事。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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