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期间五六十年时间，华夏大地四分五裂，地方割据势力列士封疆，今天你登台，明天他登基，互相吞并，征战不断。就在这样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冯道却历经五代十国，始终位列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十朝元老”。在这个充满残杀戾气、虎狼迭出的五代朝堂上，冯道何以能朝朝得幸、立世不倒？从古至今，探究之文汗牛充栋，各种评议都有，有的认为冯道鲜廉寡耻，有奶便是娘，是个十足的奸臣；有的认为他见风使舵、手腕高超，为保相位，不择手段；有的认为他两面三刀，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还有的认为是老天眷顾，让他逢凶化吉。当然，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冯道善观大势，顺势而为；谦逊善藏，不与人争；才智过人，处世稳当……最近，细读《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史书，反复比较史料史实，搜阅关于冯道的大量评议，感到对这个特殊人物的旷久纷争，大都是从君臣之义分析的，也就是说，大都是评议作为十代宰相、三公、三师的冯道，在朝政中的是是非非。而我则认为，看待冯道还应把视野放开，既要看朝上也要看朝野；既要从君王的层面看冯道，又要从黎民的角度评冯道。冯道之道，仅从君臣角度分析，似乎是诡道，而如果从百姓的角度分析，冯道之道，很有道道。

依违两可保苍生

最受史家诟病的，是冯道“朝为仇敌，暮为君臣。”史实也的确如此。从公元911年刘守光建立大燕政权开始，到冯道73岁病故，40多年中，冯道侍奉过十二位皇帝。起初是被征召、被举荐，后面大多是谁有能力抢夺帝位就认谁，不管是继位、窃取、谋反还是入侵。正因为冯道侍多君如荡妇，名家史家直接予以鞭挞。欧阳修说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说他“易面变辞，曾无愧怍。”从忠君的角度，这些著名的大家这样评论他不是妄议。不过，如果从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答案或许是另一回事。

史书中佐证冯道厚颜无耻、大奸不忠，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典型事例。一是潞王李从珂谋反，愍帝李从厚出逃，冯道率文武百官迎接潞王，拥其为帝。二是石敬瑭灭后唐，冯道率文武百官开城投降。三是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灭后晋，作为汉人的冯道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跳出历史局限，客观分析这三个典型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冯道为何软骨如此，依违两可。潞王举兵，愍帝带领部分兵将逃离皇城。冯道想的是，先王已经不敌叛军，大势所趋，只能顺势而为，如果不拥立新君，势必造成大规模的杀戮，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后唐末期，朝政纷乱，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久谋帝位，杀死逃亡中的愍帝，联合契丹，势力威猛，后唐灭亡不可阻挡，冯道不开城门投降，结果只能是肆杀无度，血流成河。耶律德光灭后晋，契丹兵锋正盛，志得意满的耶律德光傲慢地问冯道：“你看这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清楚，民族危亡，灾难深重，耶律德光这是告诉自己：天下的百姓我想杀谁就杀谁，你能把我怎么样。冯道说：“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史官据此说冯道厚颜无耻，是地道的“奴才”。但此时胡人南下，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原百姓白骨于野，千里无鸡犬。冯道用阿谀奉承保住无数百姓性命，以一人之骂名救茫然之苍生，难道其用心还不良苦？“人皆以契丹不至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力也。”（《新五代史》）

忠君爱国是为臣之道。但五代时期哪个君值得忠？还真是无法说明白。如果只重自己的宁死不屈之节，只忠某个君主而大义凛然，不把天下百姓的身家性命放在眼里，这样的忠君爱国，无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置血流成河、山河破碎于不顾，忠则伪忠，爱亦伪爱。黄宗羲说：“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冯道正是秉着这样的理念，游走于五代的刀尖上。明代李贽认为：冯道之所以“历事五季之耻”，是因为“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焚书一卷五）这个评价我感到更符合五代时冯道处世的现实。

忍辱负重安百姓

冯道在历事五代十国的过程中，一直骂名随身。当时潞王造反，冯道拥其为帝，朝廷中不少大臣认为先王还在就投新主，骂冯道不知羞耻。石敬瑭派冯道出使契丹，契丹皇帝想收冯道为己用，冯道一句“晋与契丹是父子国，我在哪里都一样”。被人骂其为“奴才的奴才”。朝中大臣骂他，文豪史家骂他，平民百姓中也有人骂他。而正是他对百姓谩骂的处置，更能看清他的真实想法。史载，有一次，有个百姓因事在他的宰相府门前，破口大骂，骂声惊动街坊，人皆窃窃私语，宰相府里的人一次次来报告，冯道假装听不见。后来，他对左右说：“此必醉耳。”命手下把骂街的人请进宰相府，“开尊设食”，没有丝毫生气之状。左右惊讶，冯道笑笑了之。又有一次，有个人在汴京城里卖驴，在驴的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冯道”两字。左右报告给他，他笑笑说：“天下同名姓人有何限，但虑失驴访主，又何怪哉！”其实，冯道清楚，生灵涂炭的百姓，自己不可能一一救之。而自己身为宰相、三公，朝廷里的骂声不可能不传之坊间，坊间冤屈又不可能不骂朝臣，骂只能任其骂了。百姓受了那么多苦，遭了那么多殃，骂都不能让他们骂吗？

缓急相济救黎民

冯道依违两可保苍生，还可以从他一生中千方百计救民之难得到佐证。不管是平常时期还是危急时刻，百姓有难，冯道总是千方百计缓急相济。史载，梁晋争霸时，冯道随军出征，与将士们住在茅草屋里，连床席都没有。他用自己的俸禄备办饮食，与仆役们同锅吃饭。军中诸将掠夺美女，都送给他，他虽“不能却”，但都把她们安排在别室藏起来，然后“访其主而还之”。在常山时，他自己已沦为俘虏，但“见有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者，出橐装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冯道在景城守父孝时，正逢灾荒。他将家财赈救乡里，亲自耕田砍柴。乡里如有土地荒芜或无力耕作的，他会在夜里偷偷地去为其耕种。主人知情后上门致谢，他却认为这没什么值得感谢的地方……

冯道生活在五代时期，绝不可能是个完人。历史上许多名家大家对他的评议断论，一定都是有依据有道理的。我如此赘言，也不是要把冯道说成圣人，只是感到，人生活的时代是无法选择的，但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无论在社会中充当什么角色，都应该有良知，都应该为黎民苍生着想，尽己之力，为民谋利。可能正因为冯道将保护苍生和保全自身融为一体，走出了他自己的冯道之道，薛居正监修《旧五代史》，才为其列传。欧阳修编《新五代史》，在序中批评冯道，可还是将其列传，个中原因是否也是觉得冯道之道有可取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