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斌

恒顺酿制的“百花酒”乃是镇江名酒。清代中叶以后，“百花酒”在大江南北名噪一时。

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儒林外史》多处提及“百花酒”。如提到胡家女儿“酒量又大，每晚要炸麻雀、盐水虾，吃三斤百花酒”。王太太为了招待客人，命丈夫“快秤三钱六分银子，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打几斤陈百花酒”。

《红楼复梦》是《红楼梦》的早期续书之一，成书略迟于《儒林外史》。作者将故事主要发生地设定在镇江祝府。书里写到祝露得了两坛二十年陈百花酒，“交给芳芸收着，要给老太太做生日的”。

成书于清嘉庆年间的《镜花缘》，在提及天下美酒时，将“镇江百花酒”与“山西汾酒”“浙江绍兴酒”等名酒并称，可见其驰名一时。

所谓“百花酒”，顾名思义，此酒系用糯米、细麦曲和近百种野花酿制而成。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云：“吴中土产，有福真、元烧二种，味皆甜熟不可饮。惟常镇间有百花酒，甜而有劲，颇能出绍兴酒之间道以制胜。产镇江者，世称之曰‘京口百花’。”恒顺所酿制的“百花酒”，即为“京口百花”的代表。

京口乃镇江诸多古称之一。酒文化在镇江源远流长，名酒美酒层见叠出，酒人酒事流传千载，素有“京口美酒甲江南”之谓。

新中国成立后镇江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此地已有酒器。丹徒大港，丹阳王家山、凤凰山，句容城头山等遗址出土的陶鬶、陶杯、陶罐等，既能用来盛放食物，也可以酿酒、盛酒和饮酒。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类青铜酒器更是大行其道。大港烟墩山出土的蟠龙盖盉、鸟纹觥，皆为酒器中的精品。出土于大港母子墩的鸟盖变形兽纹壶，内中尚存液体，或即为酒。

历经秦汉、六朝，饮酒之风到了唐宋达到另一个崭新高度。

丁卯桥附近唐代大型金银器窖藏出土的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特别值得一说。筒盖呈倒覆莲叶形，筒下以莲座相承。同时出土的酒令筹，其大小正好可置于筒内，文字以《论语》为内容。此器物为研究唐代民风民俗及饮酒风尚等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镇江多出名酒。南朝顾野王《舆地志》云：“京口出酒，号曰京清，埒于曲阿。”北宋张能臣《酒名记》录有镇江所产蒜山堂酒。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有“诸色酒名”一则，记载临安街市供应的各地佳酿，其中镇江名酒有“第一江山”“北府兵厨”“锦波春”“浮玉春”等。元代《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所酿美酒，即有“清心”“介寿”“白礼”“京口”“还京”“真珠”“不老”“中泠泉”等数种。清代诗人查慎行《满江红》词云：“把满壶，细酒酹波臣，开怀抱。”有注：“细酒，京口酒名。”可知京口产细酒。

发生在镇江的酒人酒事，颇能引人发思古之幽情。

桓温乃东晋一代枭雄。京口当时乃是都城建康（今南京）的门户，桓温妄图篡晋，遂一直觊觎军事重镇京口。他曾对身边幕僚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其时京口别称“北府”，所酿美酒被称为“北府酒”。南宋诗人杨万里有句云：“古来北府多名酒。”

南朝音乐家戴颙曾隐居镇江南山。每当春光烂漫之时，他常携双柑斗酒。有人问他何所往，戴颙答曰：“往听黄鹂声，汝知之乎！”今南山招隐寺仍存“听鹂山房”。

周宪王名朱有炖，乃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据周亮工《书影》记载：“客有以京口老酒献者，王饮而甘之，岁命载数瓮来，民间竞尚之。后予乡人婚嫁宾筵，非此不足鸣敬矣。”“京口老酒”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镇江昔日酒肆之盛，透过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诗篇，不难管窥一二。唐代大诗人杜牧所作《润州二首》，有句云：“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青苔寺、绿水桥，皆位于今镇江市区千秋桥街一带，可见此处乃是当年欢歌宴饮之所。南宋大诗人陆游有句：“频倾京口酒，亦食武昌鱼”“色比鹅雏京口酒，声如珠贯渭城歌”，以驰名天下的武昌鱼、渭城歌比之“京口酒”，足见“京口酒”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

诗酒风流，浸润镇江古城，历经千载不衰。恒顺“百花酒”产自这样一方酒香四溢的土地，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