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

杨邦彦，字振声，晚年自号艮斋，因族内排行第五，中年后被地方人士尊称为“杨五太爷”。

杨邦彦世居镇江，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杨邦彦18岁进学为生员，后又出贡为岁贡生，按照清朝科举制度，凡由秀才而出贡的岁贡生，不同于一般的生员，可越过乡试一关，直接去北京参加会试。如入仕途，岁贡生便作为“正途出身”，可以循资按格，逐步升迁。但杨邦彦无意做官，而去日本留学，并得识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杨邦彦从日本回国后，曾在南京两江师范当过教员，和赵声是同事。受镇江府知府聘任为镇江府中学堂监学(校长)，从事废除科举后桑梓的新兴教育事业，在当时实开风气之先。清廷为安抚人心，不得不标榜试行“自治”，先自各县城厢市开始，他以资深年长当选丹徒县城厢市自治议事会议长，后又被推选为丹徒县教育会会长。由于他年事较长，曾执教宁镇，桃李遍全省，民间声望高，为社会公团和上层人士所敬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镇江革命势力的主力是新军第九镇的五个营，在同盟会员、新军管带林述庆的领导下秣马厉兵，准备响应武昌起义。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害怕新军起义，下令逼交新军第九镇各营的全部子弹，虽经多方藏匿，仍缴出半数，因此驻镇新军弹药不足。林述庆和新军的对手是京口驻防副都统载穆麾下的旗兵四个营，约2000人，踞守城内，兵、械均较充足，且配备骑兵、炮兵。这部分军队死忠清室，如果载穆率部死守顽抗，以待南京张人骏来援，新军必须强攻，但新军缺乏大炮，攻坚困难，但又不得不急速强攻以防敌援，则双方伤亡必众，人民财产必多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杨邦彦主张“攻心为上”。

1911年11月6日上午，在丹徒县城厢市自治公所内，杨邦彦主持召开商学士绅200多人参加的特别大会，载穆携常镇通海道道台林景贤、镇江知府承璋和丹徒县知县文焕到会，共同筹议安定旗汉之策。杨邦彦在会上宣读了原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反正传檄，并作了演说:“战端一开，徒伤两族人民生命财产，于民有害，于国无补；何如化除旗汉异见，彼此互保和平。”于是绅商各界决议响应革命，载穆垂泪道:“背城力战，我不忍为。唯旗营兵民安全谁负其责?”杨邦彦拍着胸脯说:“穆都统不阻挠举义，保全了地方，我们也应保护八旗子弟的身家性命，并适当照顾其生活，我当竭尽全力，践守诺言。如力有未尽，当以项上头颅为偿!”

在新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杨邦彦为首的各方人士的政治攻势下，载穆表示愿意投降。7日，杨邦彦接收了镇江合城满、汉、文、武官各衙门的大印共十三颗，次日交与入城民军领导人林述庆。当时镇江互相传说:“阖城官府十三堂，死的死了，溜的溜了，都亏杨五太爷，手上接了十三颗大印，安定了地方。”

11月8日，镇江和平光复，军政府成立，林述庆任都督，杨邦彦被推为民政长，当时媒体和舆论称他为镇江空前的“民选县长”。此时正值新旧交替，全城秩序混乱，杨邦彦不带随从，单身步入旗营，向旗民晓喻民军反清不排满的宗旨，致使旗民情绪稳定，汉、满、蒙人民和睦相处，社会治安良好。杨邦彦这时已年过54岁，连日的极度紧张和忙碌使得他的体力消耗过度，竟得了一个间歇性的神经衰弱症，每间一日，精神就极萎靡，不得不在家休息，只到他去世前都是如此。

“二次革命”失败，镇江无一军政人员负责，全城一片恐慌。袁世凯任命的镇抚使张勋已在扬州，以其平素的军风纪，于占领镇江后，烧杀抢掠，势所难免。在此关键时刻，杨邦彦挺身而出，请与张勋有旧的某商先为关说，然后冒险亲赴扬州见张，并协商和平解决镇江残存武装及缴出械弹问题，张军可以和平进驻镇江，镇江又一次于危难中平安度过。杨邦彦也再次成为丹徒县民选知事。

杨邦彦得县知事张玉藻的支持，决定设局兴修《续丹徒县志》。于1920年成立志局，1925年成稿，未能付印，直至1930年10月方雕版付印成书。其间既无固定经费又缺少人手，杨邦彦带头和部分修志人员将应支其车马酬劳等费三千余元捐献为修志费用，才完成这个修志之愿。《镇江市志》称“此志不少部分颇能革新”，而且补充了光绪五年《丹徒县志》修成后到宣统三年的三十多年的空白，嘉惠后学，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