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过江漕河

的缘由

泰兴开辟漕运河道始于明初，主要作为沟通南北运河的漕运辅助通道。京杭大运河正式通漕后，江南漕船过江入漕原有仪征和瓜州两处运口。明初，由于江南大运河常州以西丹阳河段“地渐高仰，水浅易泄，盈涸不恒，时浚时壅”，致使运河时常不畅，漕运受阻。后漕船经常改从武进孟渎河出，但须溯江西行三百里至瓜州，沿途常会为风浪所漂没，至瓜州后还要将船只盘坝才能进入运河，费时费力。

明永乐四年（1406），陈瑄督漕运，遂开泰兴北新河及泰州白塔河，这是继瓜州过江路线后另辟的过江漕河，用以接通南北大运河。此后，漕船过江入漕运线增加白塔河和北新河两处。

白塔河在泰州境内，“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对常州孟渎河，与泰兴北新河皆淅漕间道也”。常州以西运河不通时，漕舟便“兼取孟渎、德胜两河，东浮于江，以达扬泰”。孟渎、德胜两河位于武进境内，与泰兴王家港隔江相对，由“孟渎渡江入黄家港（即王家港），水面虽阔，江流甚平，由此抵泰兴以达湾头、高邮仅二百余里，可免瓜、仪不测之患”。宣德六年（1431），“从武进民请，疏德胜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胜北入江，直泰兴之北新河。由泰州坝抵扬子湾入漕河，视白塔尤便”。

泰兴境内

的漕运河道

古代漕运制度十分严格，漕运路线及河道必须由官府确定，不得随意变更。泰兴漕河有历史记载的有北新河、新河、羌溪河。

北新河，即今两泰官河，与武进德胜河隔江相对，因德胜河亦称南新河，两泰官河故名北新河。北新河，北源于老通扬运河的泰州滕家坝，由鸭子河、大泗庄入泰兴县境，经李秀河至泰兴城，由羌溪河、漕沟河、新河至王家港入江，境内长23.41公里，是“三泰”之间的主要通航河道。黄河夺淮后曾为淮河分流入江的主要口门，明正统八年（1443）被辟为连接南北运河的四条漕运河道之一。数百年来，一直是泰兴经济发展的主要水上交通命脉。该河分为李秀河段和泰兴段两段。李秀河段即为大泗庄至李秀河，亦称李薛河；泰兴段俗称渡子河，亦名通泰河、米（米见）河，与泰兴环城河相连，交汇处有一桥名通泰桥，桥孔窄小束水，仅能单帮走船，该处水位高于泰兴环城河，江、淮两水在此截然分开，桥北水清见底，桥南浑浊不清，故该处又称分龙口。

新河，即王家港，又名天星港，自江口经大生桥至泰兴环城河。大生桥，原名大孙桥，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是泰兴境内最古老的石拱桥，史载为“青铺碧砌”，横跨于新河之上，虽历经沧桑数百年，但至今仍在，是泰兴漕运的历史见证。新河全长15.45公里，明清时期系苏北漕运入江河道之一，是沟通苏南地区主要通航河道。直至清中叶，王家港一直是漕船过江入漕的运口，此处商贾舟舶云集，为泰兴江淮之门户，清中叶后航运衰落。

羌溪河，原北起环城河，向南出毗卢市穿靖泰界河，由靖江夹港入江，境内长13.28公里，是沿江圩区和高沙土地区高低分开的截流河及两泰淮水入江分流河道。此河北与两泰官河，西与漕沟河、王家港连为一体，明正统八年（1443）被辟为漕运河，成为连接南北运河的四条漕运河道之一，该河河床一直稳定，能终年通行三十吨帆船，兴盛百年不衰。

明初，泰兴境内还有一条沟通长江与大运河的通道名济川河，又名南官河，亦称庙港、庙湾港。北通老通扬运河，南至高港入江，是里下河地区入江主要航道之一。早在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所部大将徐达，为攻打驻守泰州、高邮一带的张士诚部，需要从泰兴运兵至泰州，由于水道不通，遂“调军开济川河，自大江口挑浚十五里，通贯口岸，次日，遂抵泰州南门湾”。济川河的开通原本为军事需要，后却成了沟通长江南北最为经济便捷的重要水上航道，江南商船常从此过。清道光年间，该河就被称为南官河，道光《泰州志·卷首·舆图三》的一幅“水利图”上标注：滕家坝以南的河段为“南官河”，向南为东西流向的“鸭子河”，再向南河道则直通口岸。清代，南官河一度成为淮盐出江的重要盐漕孔道。清初，泰属十一场盐船和通属九场盐船通过老通扬运河（盐运河）至仪征天池出江。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四年（1865）的十二年间，由于仪征水道浅出、江口驳运费用大、老虎头私盐势力猖獗，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淮盐运输路线改由泰州南下济川河至口岸江口出江。

过江漕船

的保护

明代，每年运往京城的漕粮为四百万石。漕粮运输制度严格，漕船沿途补给、停泊点由官府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若漕船被劫、漕粮被盗，后果十分严重。所以漕粮的征兑和运输皆设有各级机构，配备官员，严加督办。在漕粮运输过程中，沿线必须派兵保护并设点防范。

明时，江南漕船进入泰兴漕河的第一个停泊地在周家桥。周家桥地处口岸东南古江边（已圮于江，今不存），与永生洲（即永安洲，现已成陆）隔江相望。此处水流缓慢，江面宽阔，来往船只多泊于此，光绪《泰兴县志》第十五卷载：“漕艘贾舶咸集于此。”

洪武初，镇江卫在泰兴屯田十二处，在周家桥设有军库——兑军仓，每年各军垦农场上交的粮食均集中运往此处，驻军看守。有这样的基础条件，周家桥遂成了漕运船队理想的停泊休整地。

据旧志记载，明正统年间，泰兴每年抽调百余人驻周家桥，谓之“防运”。清康熙《泰兴县志》载：“周家桥营明嘉靖间兑漕于此，每年拨泰州兵快一百名、本地民兵一百名防守，后因倭警筹海者，遂设把总一员，领兵三百六十名，沙唬船二十只，沿江分防。”万历年间，因王家港与孟渎河之间江盗出没，遂置水军游击一人，统率船兵千人，屯驻江中永生洲，与周家桥南北策应。万历二十四年（1596），周家桥营移驻王家港，而周家桥只留哨官一人。

自明始，泰兴就设有巡检司，据《明史·地理志》载：“泰兴府南，南滨江，西北有口岸镇、东有黄桥镇、南有印庄三巡检司。”明初，“共弓兵一百二十名，烽墩十七座，共巡逻兵夫八十五名”。正统年间，设民壮六十名以“济边”。巡检司设置于关津要冲，其职能除缉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外，还对各处商船往来贸易驻泊者予以盘查，以免发生不测。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陈继畴建敌台四十一座，一方面以防倭寇入侵；另一方面“念江淮系陪京门户，漕輓咽喉”“以固陪京，让漕輓江淮之间增一金汤”。

漕运对泰兴经济

发展的影响

泰兴漕运河道的开辟，客观上促进了沿线镇区和码头的繁荣，漕运沿线的“河、漕、盐、栈、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也对境内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明宣德年间，漕运河道的开辟使南泄淮水充沛，河运畅通。借助漕运过境之利，泰兴形成北接通扬运河，南达长江，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一直到清代中叶，数百年间境内水运长盛不衰，大大促进了境内集镇的经济繁荣。其中，影响最大的柴墟镇曾繁盛一时，一些官府衙门陆续在此兴建。明弘治十四年（1501），知县罗贤在柴墟镇西建口岸察院；嘉靖二十三年（1544），知县谢谠建口岸公馆；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陈继畴在口岸察院西建塞仓。明代柴墟镇成了泰州及里下河地区的出口门户，沟通长江南北运输的港口码头，商贾云集，帆樯林立，舟楫往来频仍，一派通商口岸的繁盛景象，由此柴墟镇易名为口岸。

古时的漕运与驿传关系紧密，漕船一旦进入漕河，船员是不能上岸的，如遇运输紧急事务，则由押运官员将规定的官文迅速呈交当地官府，逐级上报，所以运河沿线通常设有驿站或驿铺。漕河与驿道均为官方修建，为水陆交通的官方通道。明嘉靖年间，泰兴县城通往泰州曾设有十里铺、马店铺、张家岸铺、口岸铺和刁家渡铺。驿铺的设立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和集镇的繁荣，刁家铺原本为济川河上一渡口，至清顺治年间迅速发展为千家居住的繁华集镇，曾拟名千家铺。

明嘉靖十一年（1532），泰兴城西南开辟小西门，即延薰门，嘉靖三十四年改名通济门。小西门与漕河相连，直通大江，此门的开辟虽传说较多，但实际上是食漕运之利，江南商船由此进出便捷，此处遂成为交通枢纽和货物交易的要冲，“小西门街鱼市、花市、布市、木市、竹市、草市在焉”，县城也因此进入商贸繁盛时期。此处曾设有盐仓和陆家仓房，陆家是当时泰兴县城的富户，家中有人在朝为官。小西门是明代泰兴经济兴旺、水运发达的产物，也是泰兴漕运过境、以水兴市的物证。

漕运带来的繁荣，一直延续至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后近四百年。期间，泰兴经济进入历史的鼎盛期，一度被评为上等县。乾隆五十五年，为保漕运，泰州开始在南官河上游设置滕家坝。嘉庆二十三年（1818）后，南流诸河莫不有坝，境内漕河断阻，南泄淮水时有时无。加上河道弯曲淤浅，江水难以引进，沿靖各乡农田大面积还旱，东北各乡全部改种旱谷。旱田出产的粮食，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跟水田相比差距很大。同时，水源减少还导致境内土质日趋沙化，粮食减产，从此泰兴经济衰落，被降为中等县。

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古城扬州三次被太平军攻克。由于当时盐税是清政府的主要收入，遂将扬州盐运使衙门迁至清政府控制下的泰州，盐运路线改由南官河至口岸镇江口出江。咸丰三年，泰属十一场和通属九场的出场盐船，均由南官河猬集泰兴口岸镇，致使南官河航道经常为之堵塞。咸丰十年八月，运司乔松年在口岸镇设立淮盐分栈，此后，泰州栈停止，统归口岸分栈收价发盐。太平天国期间，口岸镇市面相当繁荣。

泰兴漕运始于明宣德八年（1433），主要为河运，在南北大运河的转接沟通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漕运河道时淤时浚，据《泰兴县志》记载，北新河于明正统八年（1443）、明景泰三年（1452）、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十四年（1908）都曾疏浚过。从而确保了特殊情况下漕粮运输的安全通畅。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以铁路、轮船为代表的交通工具传入国内，传统的交通运输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加之海运兴起以及清王朝用银两或其他物品代替漕粮政策的实施，使得漕运由盛转衰，逐步淡出历史舞台。清光绪元年（1875），泰兴漕运在历经四百余年的风雨历程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