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滥觞于唐代诗人刘禹锡，本是民间流行的抒情歌谣，多歌咏男女之情，被刘禹锡吸收改造，成为描述唐代巴蜀风俗的名篇。后世文人青睐这一体裁，仿作者甚众。从杨维桢《西湖竹枝集》开始，竹枝词的抒情功能弱化，记述风土（纪事、纪游等）的功能越发突出，竹枝词日益成为地域历史文化的专门载体。人们现在重视竹枝词，也多是因为竹枝词保留着风俗、史迹、方言等珍贵的史料。

明清是竹枝词的繁盛时代。泰州地方竹枝词的创作，即兴起于这一时期。现存最早的作品，是明代王之骥的《吴陵竹枝词》6首，收录于《（崇祯）泰州志》。王之骥的作品，风格清新自然，如“约郎载酒赏春台，郎跨青骢得得来。笑指鬓边春信早，陇头先折一枝梅”，尚残留着早期竹枝词言情的痕迹。这一倾向，在清初季开生、张幼学身上仍有体现。季开生的作品，不写男女之情，而是姐弟之间的亲情和思念，在竹枝词创作中别具一格。

清代前期，泰州地方竹枝词的创作，渐渐完成了从儿女琐事到风土人情的转变。宫元溱等人的竹枝词，以本地人的视角，写地方的市井繁华、时令风俗，为后人的风土诗词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而外地人张维桢来到泰州，看到盐浦的繁忙景象而留下的《盐浦竹枝词》，也使得盐浦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在历代泰州竹枝词里反复吟咏。

早期泰州竹枝词的创作，当然是零碎而不完整的。但从一开始，就为后世奠定了泰州竹枝词基本的风格，即在题材上，以记述风土为主；在语言上，雅俗相参，终以平实俚俗为主流；在宗旨上，要寄寓劝惩，延续《诗经》采风的传统方为“正声”。

太平天国时期，偏隅之地的泰州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前来避难。泰州竹枝词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其标志就是《海陵竹枝词》的刊印。

清同治三年（1864），王广业在办理团练之暇，效仿董伟业《扬州竹枝词》体例，发起了一场大型竹枝词唱和活动。王广业先写了100首海陵竹枝词，邀请寓居泰州的高邮人金长福，本地耆宿赵瑜、康发祥、储树人、朱馀庆等5人相互唱和，共录得600首。王广业将之编辑成《海陵竹枝词》一书，刊印发行。其时，朱宝善因寓居福州，未能参与此次雅集，接到王广业的寄书后，又续和了近百首。

《海陵竹枝词》对太平天国时期泰州的城市社会作了如实的描绘，团练、盐商、难民、厘金收税等等，战乱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生百态，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海陵竹枝词》也因此被誉为“一部用诗写成的泰州志”。

当今一些学者，如研究徽州文化的王振忠先生，从中发掘出独特的史料价值，从而推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对于民俗学家而言，《海陵竹枝词》更是一个巨大的宝库。该书生动展现了咸同时期泰州城市的繁华景象、风俗胜迹，描写地方风土人情细致入微。

值得一提的是，王广业等人在创作时，往往加添小注，对诗歌内容做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海陵竹枝词》的自注，不仅比原诗要“有趣味”，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竹枝词本身。这些自注，主要集中于对泰州本地的风俗、物产等的记载，有些篇幅很长，远远超出诗歌本身，颇能补充史籍方志的不足。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门鬼、西门水、南门田、北门盐”民谣，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泰州城市的位置和布局，一直流传到现在。

民国时期，泰州竹枝词的重要作者有程恩洋、沈警凡、尤一郎、陈二指、宫彩鸾、翟民瑞等人。与前人相比，他们的创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略言之，有广、精、新等特点。“广”，指的是展现领域更为广泛，诗人们的视野从城厢扩至乡村原野，创作了《白米竹枝词》《港口竹枝词》等专门描绘乡镇风情的古镇竹枝词。“精”，指的是描写更加精致细微，他们有意识地对竹枝词的题材分门别类，专门就某一具体行业、节日来创作组诗，连篇吟咏，独立成卷。“新”，指的是内容上展现了时代新变化，如程恩洋167首《海陵竹枝词续》，反映了封建社会结束时泰州社会的巨大动荡；而程嵩龄的100首《竹枝词》，显示出新中国成立时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

王国维先生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竹枝词这种体裁，自诞生之初形式上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内容取向上却不知有过多少变迁。揆诸泰州竹枝词600多年的创作史，是否可以说：不是文人而是历史，在不断推动着地方竹枝词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