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至12月11日，第八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我市隆重举行。

12月10日，全国50余名专家学者分组交流、研讨，围绕“里下河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里下河诗歌的当代抒情方式”“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里下河文学的未来”三大主题各抒己见，为里下河文学的繁荣发展建言献策。

12月11日，著名诗人、《扬子江诗刊》原主编子川，青年评论家、《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傅逸尘，青年评论家、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叶炜，扬州大学教授、毕飞宇研究中心主任张堂会，中山大学教授刘根勤等五位专家作主旨发言。

专家学者们发表的精彩观点，为本届研讨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主旨发言摘登】

刘根勤

中山大学教授

“文化寻根”是全球化趋势下一种反叛现代性的普遍反映。在过去的20世纪，西方文化寻根发展成为波及范围最广泛的思想运动和民间文化复兴运动，在理论上也催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其次，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指的是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但“寻根文学”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们的阅历可能还好，有些也走遍世界，但他们的阅读范围狭隘，知识结构缺失，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

新时代的里下河文学，也存在需要正视与超越的问题。第一是对文学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已经过去，重视文学也只是一时的导向，文学不等于文化，“全民写作”与崇文重道不完全等同。普通人固然需要识字，能够欣赏文学，但更需要自食其力，甚至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支持文学创作，这才是值得倡导的风气。第二是文学的关注对象。里下河文学的优点，就是作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很少展示出现代性的“解构”倾向，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里下河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但关注点重要是农村、市井、都市职场生活，还有男女情感，对企业尤其是工业题材关注较少，对乡村与城市共同体建设着力很少。关于这一点，地方政府一些笔力较强的工作人员，却贡献了很多创作，值得重视与学习。第三就是对“文以载道”的态度。文学可以着重审美，但更应该重视移风易俗。里下河文学的许多文本，侧重于原生态的再现，缺乏一种建设性与超越性的气质，这方面应该值得正视与加强。

张堂会

扬州大学教授、毕飞宇研究中心主任

在寻找文化之根的层面上，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创作与寻根文学之间存着一定的关联。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旗手，汪曾祺本身就与寻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不大承认自己属于寻根文学流派，但季红真、张诵圣等一批海内外著名学者还是把汪曾祺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因为汪老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一批作品，写的就是故乡高邮的人和事，其背后反映的就是里下河地区的民俗与文化。

里下河文学流派集中展示了里下河平原地区的风土人情，描绘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风俗中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来不为了风俗而风俗，而是把风俗与人物塑造结合在一起，从风俗民情中去寻找人物性格的缘由。从某种意义上说，风俗即人。汪曾祺曾说过：“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情节游离，写风俗不能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的身上。”

里下河流派的诸多作品在描写日常生活时处处显现了前现代农耕文化的印记，复活了逐步消失的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记忆。面对逐步消逝的农耕文明，里下河作家们以一种惆怅的姿态回望过去的岁月，吟唱出了一首首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乡土挽歌。这种单向度的乡土写作始终要面对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压迫，如何以一种“在地者”的身份穿越里下河平原的广阔的时空，通过自己的个人生命体验抵达脚下的土地，讲述时代转型发展中里下河平原的变迁与阵痛，成为摆在里下河地区作家面前的重要任务。尽管一些作家也做了诸多努力，但整体效果不太明显。这就要求我们作家既要能够抵达乡土的生存真相，又要能够直面改革发展所带来的阵痛，针对当下中国农村的乡土现状，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在作品中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里下河作家要能够超越乡野式的狭隘眼光，站在更高角度审视和反思乡土的现实处境和问题。

叶炜

青年评论家、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主任

里下河文学的创作既要跳出里下河，还要回到里下河。有句话说得好，“每一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无数作家的创作证明：一个作家，只有将自己的写作深深扎根于故乡，他才能走向世界。对于里下河作家来说，里下河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根据地，只有从这个根据地出发，你才能找到写作的正确方向。方向正确了，你才能走向世界。

这样说，并不是要拒绝世界性的眼光和观念。我们的写作可以不走向世界，但不能没有世界性的眼光和写作观念。我们的取材在里下河，但我们的眼睛要瞄向他乡，瞄向远方。我们写作观念要有开放性。写作者必须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扎根处，重新出发，才能让世界的情感在自己邮票大小的“根据地”落地开花。

接着，我还要谈谈新乡土写作对里下河文学的意义，“新乡土写作”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它的创作群体和写作手法都有别于传统乡土写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新乡土时代必将需要新的乡土文学。乡土中国的古老基因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不管你身在乡村还是都市，你都脱不掉乡土的底色。我们的生命植根于脚下的土地，对乡土的歌唱就是对我们生命之根的赞扬，一个作家要写作什么题材，既是主动的选择，也是被动的承受。在此意义上，新乡土写作之于里下河文学意义非凡。

里下河文学的“新乡土写作”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特质，就必须具备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的广阔视野，这就需要里下河新乡土写作努力打破城乡界限，在坚持乡土主体性特征的前提下，适应城乡一体化时代趋势，融合乡土和城市，找到乡土和城市联通的精神密码。“新乡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文学概念，落脚点在新乡村，着眼点却在于整个乡土中国，因此，它的叙事就不仅仅局限于乡村这个特定场域，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城市的打工者，乃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城乡变迁等等。

傅逸尘

青年评论家、《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

2020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取得重大进展，乡村经验展现出了新的面相。随着时代发展，城乡的融合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从城乡二元对立到融合同构，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写作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新变化，城乡同构的书写范式成为可能。由乡村单一视角向城乡双重视角的转化，城乡书写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以城市的视角回望乡村，以乡村的视角审视城市，不再是单一的视角，而是一种互见的视域。

里下河作家群普遍注重表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书写生活表象之下的温情与诗意，温润与温暖，古朴悠远的温暖情感，表达人间“小温”。新时期，打破一体化时代的宏大叙事的束缚，重新发现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样一种变化，也使得文学越发地向内坍缩，视野越发地狭窄，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重新建构失落的民间伦常道德，包括乡贤文化的重新复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使得道德、仁义、家族伦理和家庭伦理越发重要。

里下河文学需要植根里下河，但却不能拘囿于那种明显的、单一的地方性的风情化书写，而应该包含着对于应然世界的向往和想象，提供一种基于新的时代经验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事实上，我们要从发展的眼光和时代来研究里下河文学，近年来里下河文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里下河文学要对这个时代进行综合、深入的阐释，不能封闭地去看，里下河文学史乡土，但不仅是乡土，而是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地方的变迁，而这个地方恰恰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缩影，这个地方是由各种抽象的关系构成的。

全球化时代的里下河文学也是重新理解并接续本土传统。进而言之，除了地域性之外还有世界性，向外输出，我们的文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这是当下新的时代性，要为新的时代经验赋形，只有具备为新的时代赋形的能力，里下河文学才能继续保持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子川

著名诗人、《扬子江诗刊》原主编

苏北里下河水乡是我的故乡。青蒲和苇叶是水乡常见的傍水生长的植物，江南水乡也常能见到，只是在我印象中，江南的青蒲苇叶与故乡的青蒲苇叶不一样。起初以为是自己的偏见，后来与移居江南的同乡聊到此处，他的感觉与我相同。里下河的青蒲苇叶较之江南水乡，似乎多一些萧条清冷气息。此“冷”并非单指气候的温凉。古人写水乡的诗甚多，罕见与里下河相关的诗章。里下河水乡，只能是里下河人的水乡。前贤中，施耐庵、郑板桥俱生活在兴化，正宗里下河人。他们的传世诗文中，依旧罕见里下河水乡的描写。但凡在里下河生活过的人，便知在小河沟纵横交错的里下河，垛美如画，而在诗文呈现中，又似乎只是活在里下河人记忆中的一块飞地。唯有青蒲的吟唱与苇叶后的风声，始终与其相伴，直到永远。

事实上，这里凹地的人俱向往着走出去，成为别处或曰高处的人。当然，也很少有人能走出去。

关于里下河的低凹，起初只是一个印象上的概念。后来1970年，我在里下河农村经历了一场特大洪水，当时的我站在茅屋前，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有点茫然。我惊讶地意识到，原来我终日走来走去的乡间是那样低凹。那年夏天的暴雨和洪水，让我真切地体会何为真正的凹地，以及凹地对我的摄魂扯魄的魔力，凹地和里下河，汇集起来通向了我诗歌写作的源流。

我是成功实现离开里下河乡村的叛逃者，当我带着无限深情怀念这片土地，我同时发现了自己的矫情。在一篇叙写乡愁的文章中，我这么写道：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厮守在故土，耕作自己的田园，大概就不会被乡愁烦恼了吧。问题是人们并不甘心这样做，人们一觉醒来，忽然就觉得自己应当走出去，从他们的生身之地，从一个个弹丸之地，走向大千世界。人们在出发的时候，想得最多的似乎是如何走出去，而很少去想走出去以后将会怎样，尤其没有想到日后，在遥远的地方竟会有与自己出发的地方相关的烦恼来纠缠自己。由此看来，故乡注定先为我们舍弃而后被我们深深缅怀。

【分组交流亮点】

王春林

著名评论家、《小说评论》主编

与“文化寻根”或者“寻根文学”的概念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不同，“里下河文学”这一概念正式提出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尽管说所谓的里下河文学到底能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是一个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一种统一观点的重要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在里下河地区长期以来不仅集聚了一批思想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家，而且这些作家业已构成了一个地域性色彩极其鲜明的作家群，却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一个是滥觞生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学运动或者说文学思潮，另一个则只是一直到2013年之后才正式浮出水面的一个地域性色彩鲜明的作家群体，二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紧密的关联呢？事实上，在二者之间真正搭建了重要桥梁关系的一位作家，就是既被追认为里下河文学的先驱和标志性作家，同时也与“文化寻根”文学运动有着内在渊源的汪曾祺先生。在一些文学史家的论述中，往往会把如同汪曾祺或者王蒙在当时的一些写作，看作是开了“文化寻根”或者“寻根文学”的先河。

“寻根文学”在社会政治之外，发现了一个更其广大开阔的民间文化世界的存在，而且也以一种民俗风情书写的方式艺术性地呈现着这个民间文化世界。里下河群体的作家中，除了被追认为先驱的汪曾祺之外，其他不少作家，比如刘仁前、刘春龙、庞余亮、顾坚等的小说创作中，借助于民俗风情的书写而积极有效地描摹呈现一个自在自为的民间文化世界，也可以说是他们一致不约而同的共同审美追求。

因此，既然前有汪曾祺，后有刘仁前、刘春龙、庞余亮、顾坚等一些作家的自觉实践，断言里下河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与曾经产生过极大影响的“寻根文学”之间存在着相对紧密的内在渊源，也就是既合乎逻辑也切合事实的一种可靠结论。

张琳

著名评论家、《安徽文学》杂志编辑

我们今天谈论里下河文学的未来，不能片面地去憧憬，而是既要回望来路，更要着眼当下，理出一条历经岁月浸淫的传承脉络，才能更精准地放眼未来。

里下河文学创作的繁荣成为一种著名的地域文学现象，绝非偶然，它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支撑。里下河地区自古即有崇文之风，文人辈出。比如，宋代著名词人秦少游，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施耐庵，清代画家、书法家同时也是诗人郑板桥，清代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汪曾祺《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里下河地区作家异军突起，创作呈井喷之势，不断斩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国际安徒生奖等在内的国内外权威文学奖项，引起海内外文学圈瞩目。可以这样说，在任何一个地域，都找不出像里下河地区作家这样名家云集、群体庞大、成果迭出的骄人态势。

这些年来，重视、培育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有目共睹。由泰州市牵头，扬州、盐城、南通、淮安诸市积极参与，到本届已连续举办了八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泰州学院等高校，陆续加入到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的阵容；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也辟出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专版……这些不断涌现的为里下河文学创作助力的举措，必将吸引里下河地区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一代又一代的作者加入文学创作的阵营，里下河文学的未来值得期待。里下河文学流派要基业长青，在积极培育里下河文学流派发展的同时，还要研究其他地域文学流派的得失，总结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书写时代篇章，持之以恒，走向硕果累累的美好未来。

王宁

青年评论家、《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主任

以庞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代表着里下河文学的未来。作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巨变的亲历者，他们全程经历了现代文明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与冲突，他们更敢于以自我内心对生活的体察为出发点，撕开生活表象，将其不可言喻的内里呈现在文字当中。从目睹，到体验，再到发声，他们经历了时代文化观念碰撞之下的生活，这是复杂的、难于完全用传统价值观界定的生活真相，因此他们更善于独辟蹊径，找寻时代生活复杂新异的侧面。他们从个体人生经验的局部出发，却以更深刻的文学感觉来回应社会变革背景下人性嬗变的现实问题，从个体走向群体，从特殊走向一般，从地域性走向普遍性，绘制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谱，这给里下河文学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更具开拓性的生长点。

今天的里下河文学与过往的新变化表现为，更注重揭示自然、从容、淳厚的古风与现城市化进程产生的新的冲突与融合，新一代作家们正是从时代变革的蛛丝马迹、心理成长中的隐秘、观念的进化、小人物遭逢的不可言说的命运等细节当中解读其中的玄奥。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正是时代的风云际会给里下河文学提供的新命题，它是一种“冲突裂变”，更是一种“包容整合”。在丰厚的文学积累之下，在水性气质润泽之下，里下河作家思考这些新的文学命题，开拓新的文学空间，表达里下河新的精神气质和民生万象，必将获得源源不断的文学动力，更是未来发展之路的首选。

整理/张筱菁

周卫彬

供图/张筱菁

殷凯

毛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