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彬

李明官是作为散文家而名世的，他的散文语言独树一帜，这在他荣获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的散文集《范家村手札》中，得到了充分证明。我以为他新近的长篇小说《衣胞地》，可以看做《范家村手札》的小说版。仔细读完这部小说，我可以说，即便不读《衣胞地》整部小说，而只读其中一个段落，甚至只是几句描写，都有可能被这部小说所吸引。

说它“古风”盎然，乃是在日常的写景抒情方面，李明官所操持的小说语言与中国古典文学息息相通，并且接续了传统的审美抒情方式。同时，李明官通过叙事者的所思所感，将“景语”与“情语”糅合起来，也即是说，小说的叙述语言与叙事者语言在小说艺术的层面，达成了一致，二者之间边界趋于统一。《衣胞地》的小说语言，让我想起李明官花费数十年之力而精于研究的《诗经》，这部小说可谓以《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来进行铺述与描写，“赋”的语境，“比”对照，“兴”的艺术效果，譬如《九顷三》一章，写“我”在夏日的骄阳下劳作时的所思所感，触物起情，心念所及，令人想起《诗经·邶风》诸篇。这种古典意境与小说现实的互相点化，使得《衣胞地》形成一种极为迷人的叙事情态，成为与小说松散的叙事结构互为补充的重要手段。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我们也许可以如此古雅的语言写散文，但是在小说创作中采取这种做法，如何处理好语言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一方面涉及到创作的技术层面，李明官其实在挑战我们传统的阅读小说的经验——叙事的一波三折与语言的通俗化（譬如对话的口语化）等等，语言仅仅是叙事的“附庸”，而在《衣胞地》中，李明官似乎有意将叙事化作一种变奏与协奏，甚至复调，而将语言贴入其间，与上下文的语感空间（语域）成为一个整体。我以为《衣胞地》行文的古雅，不仅没有游离于叙事之外，反而强化了小说叙事的审美特性：《衣胞地》突出的是对农耕社会日常生活的审美与启示，某种程度而言，它形成了一种自我反省的、与传统审美经验重构的诗意写作。

另一方面，我们透过语言，还看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的立场，《衣胞地》的语言透露了李明官的知识分子视点，他对语言纯粹性的审美追求，力图让我们看到一种前现代社会乡土遗留的余韵。在他的成长经验中，历经的日常生活本就如此（本该如此），这种依托传统审美经验而流露出的日常抒情性，既是对当下小说中审美主体的意义缺失的批判，也是一种文化的寻根。语言固然是不断生长和丰富的，但是也可能因为社会的变化而造成类似环境污染的“语言污染”，所以当众多先锋派小说强调描述“新的现实”的时候，只抓住了现实的“指事”性，而背离了它的审美性。《衣胞地》的语言之说已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因为它正是以“现代性”的边缘姿态去关照乡土社会的历史，透过范家庄的人与事，我们而感觉到了的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经验，曾经是一个整体，而今二者之间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分水岭。正如“父亲”那一代的村干部与后来“我”这样的村干部，是一个家族里的分流，正如朱子善、“水獭猫”乃至“大伯”，皆是村民的分流一样，审美主体并未远离时代与社会问题，但又始终保持着审美的清醒与语言的自觉。

说来不可思议，我竟在李明官这部言及一座村庄前世今生的小说中，读出了几许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意味。当李明官以“迁坟”、“青石磨坊”乃至“光阴”这样充满散文意味的章节来进行叙事时，几乎打破了我们从前对于小说叙事结构的看法，毫无疑问，这部小说的结构和内容具有某种片断性，而它的叙事脉络潜藏于我们习焉不察之处。譬如古典小说中借助人物的对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于不经意的谈话间，随处宕开一笔，辄如河流般蜿蜒开去，而在描述时间的流逝与叙事的年代感时，李明官似乎有意无意之间借鉴了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生子”的做法，那个娇弱而忧郁美丽的豆娘从她的童年时代（后“文革”时代）忽而嫁作人妇，八十年代后期的场景、氛围瞬时围拢而来。

这部小说让我想起古典小说的某种线性的（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结构模式，然而，它的内容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似乎从那些散见于各章肆意流淌的细节中，对时代的波澜、村庄的历史、乡民的生活状态乃至一个家族的变迁略窥一斑。然而，李明官并非有意忽视对村庄（家族）衍变的整体或阶段性回顾与考察，在我看来，如果完全依赖如建筑学上的叙事构造，强化它自始而终线性的完整，它并不能够有效传达作者在小说中执意想要表现的自然而然的古典意蕴，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生命观。李明官采取的是一种类似于《追忆似水年华》般的回忆性的综述，以此将一座村庄（家族）的生老必死如自然般生发的状态，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巨大变迁形成了天壤之别的对照。或许，我们可以说，当李明官以工笔般的细腻笔触，密集而繁复地对范家村的人、事、风物、风情进行描写，从而形成一种古典歌谣般的美学风格时，它实则对应了潜藏于读者心中的如画卷留白般的巨大的心理现实。

李明官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正在于试图借助多位见证者，尽可能从多个方面呈现一幅完整的衣胞地“肖像”。《衣胞地》既是对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同时也是一种反叛。特别是传统小说中大抵以故事为叙事内容，必须具备一定的连续性，以便使得小说具有完整的故事外形。但是，在《衣胞地》中，虽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却又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叙述故事，而是“就事论事”，父亲、大伯、朱子善、瓦官乃至“我”将自己对人、对事、对世道、对时代、对历史的种种感受娓娓道来，从而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故事，而是断断续续地聆听叙事者的内心的声音，感受叙事者的感受，体会叙事者所经历的场景与细节。

其实从传统的审美与抒情入手，而对村庄的现代性进行批判与反思，随着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村庄与乡愁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