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巧岚

《情人》1984年发表后即获同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小说描写了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中国青年在印度支那一年半的恋情。

爱情是小说艺术中一个最具魅力常写常新的主题，更是众多女作家永不厌倦心追思摹的主题，也是她们毕生为之梦牵魂系的心结。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如愿地获取爱情，找到更好的另一半。因而短暂的两情相悦情感交融，就犹如凌晨片刻的绮霞、淡淡的云烟，因一瞬而逝而倍受珍爱。同时女性爱情小说模式的显著特点便是女性往往是痴情的、热烈的、付出牺牲的一方，常因结局的不完美而怅然感伤，但从不后悔或诅咒。

在我没有读杜拉斯小说之前，我欣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语言文字。我也一向认为，写爱情小说需要别才，必须写得好看耐看。我喜欢爱情小说中那种恣情的感觉。在小说中让素日如野马般被现实的栅栏圈住的缰绳锁住的种种情怀，蓦地一放，让他们长嘶一场声四蹄腾空朝天边飞奔而去——爱情小说在我心中亦如武侠，是一种意境上的桃花源。因为爱情小说与生活总有一定的距离，文字的美会给作家的小说增添一种镜花水月的效果。

但初读杜拉斯的《情人》，她的语言风格着实将我吓了一跳。

她的语言一方面是美丽的镜头与画面，另一方面又是她思维的片断或瞬间。某一些语言的表述让人难以亲近：“我生活的晚景很早就降临了。十八岁，我就已步入晚景之中了。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我的面容朝着一个没有料到的方向变化着。十八岁，我就衰老了。”当你读完这一段感到有点触摸到她文字的“肌肤”，到了下一个片断，她就又游移了——“我生命的历史不存在。根本不存在。没有中心。没有道路。没的线条。在四面八方，让我觉得好像有个人，不，说没有是不真实的。”在作品中，主人公似乎有时是个精神化的人，把世界仅仅提纯为一种美丽的梦幻；有时则成了一个物质化的人，连眼中的情人也只剩下无内涵的视觉性的外表。“依我看，海伦的那位堤岸的男人有着同样的肌肤，但她的肌肤处于光芒四射的纯贞状态。她的每一个手势，每一滴眼泪，每一种缺陷和每一次无知都反射着她自身。”这常常在一开始让人觉得无所适从，不细读几遍多加咀嚼实难领悟她的意蕴。同时作者深思熟虑的片断也须读者将心沉下来：“我有幸有这样一位对生活绝望的母亲。她是那样的绝望，有时生活的乐趣，即使非常真实，也不能完全将她的绝望排遣开。我总是不清楚，究竟是哪些具体事情使她要这样疏远我们。我和她一样一无所知，是她所经历，使她产生绝望情绪的这些事情的实质，是父亲迫近的死亡、生命的结束还是对她的婚姻、丈夫、孩子们的质疑，或者是对一切的质疑？

显而易见，作者在作品中总想给每一种情绪赋予个性，给每一种思维状态赋予灵魂，个性和灵魂使得她的思维极具原创性——比如对于湄公河，“妈妈说，湄公河，在我的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再见到这么美、这么大，如此撒野的河流了。”“河水湍急，就像是大地倾斜，指导它不停地向大海倾倒一样。”如此美丽出奇的语言足以让人为之倾倒。对于形式上的片言断语，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呼应和解说。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渐渐地对“庐山真面目”也有所了解。作者又似乎没有任何思想和情绪，只在自己的感觉中漂流。

从心灵深处出发，杜拉斯的思想带着一股明显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弥漫着对人类情感世界的一种无边的悲悯、一种难以形容的巨大的恻隐之心、一种灵魂的纯真的悲哀。

马拉美说过，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写一本书。作为一位作家，杜拉斯绝对是成功而出色的。她不仅写了著名的小说，而且也创作了同样著名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和《长别离》。

关于作家的话题总是至关重要，特别是进入现代传媒以来，反客为主的情形愈演愈烈。现代读者对作品的本身，常常不及对作家本人的轶事兴趣更大。在中国读者眼里，法国人最浪漫，而法国女作家中，杜拉斯更是一个另类。早在还是一个女孩子时，她便是一个问题少女。《情人》亦是一部自传色彩浓郁的小说，小说亦带着明显的莎士比亚戏剧式的悲剧结局。作家长于对荒谬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仇视的穿透，对人情的温暖和美丽的把握，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