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市党史方志办公室

张士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大量增兵，我华北敌后斗争环境日益艰苦，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战略判断，提出“发展华中”的任务，并确定以苏北为突击方向。陈毅立即部署，亲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渡江挺进苏北，经过五次战斗，赢得以黄桥为中心的战役决战的胜利，实现新四军与八路军胜利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基础，打开华中抗战新局面。整个战役全程，充分展示了陈毅、粟裕高超的军事斗争艺术。

东进黄桥，摆下决战战场

新四军陈毅部主力挺进苏北后，与韩德勤部的冲突日益尖锐。我要实现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意图，与韩顽决战就不可避免。郭村保卫战后，在以何处为中心建设根据地上，陈毅、粟裕选择东进黄桥。其考虑主要在于：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便于控制通、如、海、启和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并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盘踞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而且战斗力较弱，易于歼灭；黄桥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1940年7月29日，新四军攻克黄桥，陈毅立即进行根据地建设，成立中共苏北区党委，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委派了五个县的县长，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接着，攻下黄桥以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我党我军声威大振。严格整训部队，颁发《九月份政治工作方针的训令》，明确指出“准备决战是中心”“决战决定一切”的口号。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客观上为以后与韩德勤决战准备了比较理想的战场。

以打促和，争取中间力量

把同顽固派争夺中间派的策略思想用于军事，政治仗军事仗一起打，“打”就要打胜、打疼，才能起到震慑作用，实现敌我力量对比上的此消彼长。当时，苏北地区派系繁多、矛盾重重，驻泰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及曲塘一带税警总团陈泰运等部，一向深受韩德勤排挤和歧视。而韩德勤为了对付挺进苏北的新四军，对这些地方实力派也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郭村之战就是利用“二李”疑惧心理发动的。

陈毅在郭村保卫战李军全线溃退之时，既不鸣金收兵，也不直下泰州，而是乘胜追击，在泰州城唾手可得的态势下收兵于城下，从而把李明扬拉回中立立场，成为顽我争夺“二李”的关键一仗。在攻打黄桥的战斗中，我击溃陈泰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战后我方如数遣还俘虏，并主动送还了部分枪支。

同样，在韩德勤对黄桥试探性进攻的营溪之战中，我军一举歼其先头部队保安第一旅两个团，战后释放了所俘副团长及其以下1500名俘虏，使该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我军撤出姜堰后，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接防，李明扬抢先接管了姜堰，我又主动送给陈泰运一百多条枪。这些都为在黄桥决战中，李陈能够保持中立、保安旅不敢实际参战奠定了基础，形成在一个战场上两方苦战、多方观战的战争史上的奇观。

同时，陈毅也清醒地看到，一旦战场形势朝着不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那些观战的中间派就会动摇并倒向韩德勤，这是黄桥决战能否取胜的关键。因此，陈毅、粟裕在决战方案的编制、战斗节奏的把控上，自始至终绷紧这根弦，将“打”的文章做到了极致，其运用统战艺术驾驭军事斗争局势的能力在决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退为进，营造有利态势

韩德勤在试探性进攻黄桥受挫后严密封锁我粮食来源，企图压缩我军于沿长江狭小地区，勾引日伪对我合击。我军果断攻占姜堰、打开粮源，并倡议在曲江楼召开苏中八县军民代表会议，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乘机要挟我军退出姜堰，在他看来，“金姜堰，银曲塘”，如果我军不肯将以鲜血代价换来的姜堰让出，就以我军诚意不足为借口向我进攻。

出乎各方意料的是，陈毅断然答应让出姜堰。这一举动不仅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也是一举三得：我军攻占姜堰后，从黄桥到姜堰战线太长，姜堰成为整个阵势的突出部分，两翼暴露严重，且与黄桥通讯不畅，如得了姜堰却失了黄桥，政治上军事上都将处于不利地位，退出姜堰后我军则可集中兵力，能够在军事上形成应对韩顽进攻的有利局面；退让姜堰交给中间势力，加深了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巩固李、陈中立；韩军认为我军虚弱怯战，骄狂情绪滋长。《孙子兵法》云：“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我军以退为进，韩军思想上的麻痹被带动起来。战斗打响后，我小股武装且战且退，韩军中路89军33师一路攻至黄桥，狂妄至极，不待其他部队汇合，于10月4日独自发起攻击。翁达所率独立6旅一字长蛇阵行进，导致被兵力差不多的一纵分割歼灭，都是这一策略下结出的硕果。

独立歼敌，一举解决问题

黄桥决战之际，敌情极其严重。韩德勤叫嚣：“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将新四军赶下长江喝水”。其主力约1.5万人组成中路军，其中89军33师为左翼进攻黄桥东面，独立第6旅为右翼进攻黄桥北面，中将军长李守维率117师及军部炮兵团、特务团扑向黄桥东北面；以“二李”及陈泰运部1.2万人为右路军、薛承宗统领5个保安旅7000人为左路军，掩护主力之两翼，攻击黄桥以西及东南。

我军仅有3个纵队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足5000人，敌我力量悬殊。而八路军南下部队受到敌伪顽牵制和半水网地区阻碍尚在老黄河以北，新四军第五支队受津浦路东敌伪威胁难以快速东渡。面对严峻形势，陈毅、粟裕认为从“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任务来看，必须歼灭韩顽的有生力量，如果只是击溃，他还会卷土重来。同时分析，韩德勤主动寻衅，政治上已陷于孤立；韩三路大军只有中路是彻底的顽固派，我军虽武器装备落后，但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军事上有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可能。因此，决战决胜，“独立歼灭韩顽主力，一举解决苏北问题”，正是良机。经过多方案比选，明确了“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将叶飞一纵、王必成二纵用于突击方向，隐蔽于黄桥西北一带；陶勇三纵坚守黄桥。

兵出奇招，务求各个击破

奇招之一：以黄桥为轴心。粟裕在战役总结时说，这样，军事主动权仍操在我们手里，可向左向右自由转动；依托黄桥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黄桥离顽固派的据点较远，而我们可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

奇招之二：四分之一兵力守备。充分发挥各纵队特长，将有限的兵力部署在相应的刀口上，以全部兵员不足2000人但作风顽强、指挥灵活的陶勇三纵吸引敌人几乎全部的注意力。在顽33师攻进黄桥的最危急时刻，适逢江南新四军援兵将至的消息传到，陶勇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亲自冲锋上阵厮杀，带领部队硬是将顽军杀出东门。

奇招之三：首战歼灭独立6旅。该旅旅长翁达官居中将，军官多是军校生，装备精良，系韩德勤主力中的主力。韩顽熟知我军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万万没有料到我军会拿这个强敌开刀。首战歼翁，严重打击了顽军士气，并使杂牌军不敢妄动，同时拉开韩顽右翼距离、打开中路军缺口，使机动突击占据更为有利的阵地。

奇招之四：精确计算。战前分析，当顽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日寇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寇直接参与向我进攻。只要能速战速决，日、顽以及中间势力联合攻我的局面就不会出现。因此，粟裕从当时敌情出发，决定黄桥守备实行“保证重点、机动部署”的战术，西边、南边由后勤、伙夫担任担负警戒，北门只放一个班，实际是唱了个“空城计”，其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东门之南、北一线，这是黄桥决战最为大胆的一招。在分析围歼翁旅的时机选择上，如出击过早就会难以全歼，且暴露我军部署和意图；出击过晚，顽军多路会攻黄桥，我军将难以坚守，观战各方就可能争先扑杀过来。粟裕计算，翁旅一路纵队行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1.5米，全部3000多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的路程约七公里半，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完全进入我伏击地段。在这样的精确计算下，我军及时出击，将翁旅切成几段，经过激战，全歼该旅，旅长翁达自杀。

奇招之五：集中优势兵力机动突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将四分之三的兵力用于突击方向，最大程度歼灭敌人。为确保首战告捷，粟裕决定，放进33师，二纵派两个主力营待机实行运动防御；迟滞117师，以一纵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为围歼翁旅赢得时间。翁旅被歼后，作为中路已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顽117师右翼完全暴露，不敢贸然进攻。二纵一部向东南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顽军归路，顽33师主力在我多路部队夹击之下被聚歼于小二房庄，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林被俘。一纵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三纵完成对李守维部的合围，至6日清晨，歼灭顽89军军部，李守维仓皇逃窜时溺毙于挖尺沟。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狼狈逃回兴化。我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追击至海安、东台，便停止向西北追击，给韩德勤留下一条后路，以便争取舆论上的主动。至此，黄桥决战以歼敌1.1万人的重大胜利宣告结束。10月10日，新四军第二纵队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在东台白驹胜利会师。

郭村保卫战攻至泰州城而不下，东进黄桥迅速建立根据地，营溪反击战捉放俘虏，攻占姜堰继而退出，黄桥决战一举歼灭韩德勤主力，五次重要战斗奇招迭出、一气呵成。陈毅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务实管用的斗争策略与粟裕高度运筹的军事谋略、刚敢果断的指挥调度相得益彰，使黄桥战役成为我军军事战略决策与指挥艺术完美结合的光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