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全市上下着力抓好落实大运河文化带宿迁段建设的今天，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对运河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市湖滨新区井头乡作为运河沿岸的古老乡镇，其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辖区范围内，有肇始于春秋时期的井头文化遗址，也有秦汉时期贯通南北的官马大道“青齐要路”；明代末年，史可法率领抗清将士在这里阻击清兵南下，留下了著名的拦马河；清代康熙年间，靳辅开凿六塘河、中运河，使井头成为千里运河上重要的水利枢纽。康熙在这里留下纪恩亭和五花桥美丽的传说，乾隆帝在这里为永济桥与六塘河留下大量诗篇。井头和大运河的发展历程可谓息息相关，研究和挖掘井头乡境内历史发展和变迁，可谓是我市运河文化研究大文章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 王晓风 苗诗刚

清代皇帝康熙和乾隆各自六下江南，往返经过宿迁二十四次，要问这两位皇帝对于宿迁什么地方最为重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个地方既不是乾隆五次留诗的皂河龙王庙行宫，也不是清帝多次驻跸的顺河集行宫，而是距离宿迁城区咫尺之遥的井头乡。

从康熙第一次南巡，当时的河道总督大臣靳辅在井头疏浚六塘河、修建五花桥开始，康熙两次赐御诗给靳辅；到乾隆每一次经过井头，銮驾停歇，巡视六塘河、永济桥和骆马湖，留下了关于骆马湖、六塘河、中运河、永济桥等大量诗篇，尤其是永济桥，乾隆先后题写《渡永济桥》《渡永济桥作歌》系列六首长诗，加上历次题咏六塘河的诗歌，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先后为井头一带作了近二十首御诗，因此，同治《徐州府志》中记载，“宿迁控据冲衢，翠华所驻，纪以宸藻，万禩蒙庥，其最著者，曰永济桥也”。就是说，宿迁作为清朝皇帝南巡的必经之地，皇上曾在此题过很多御诗，但是，蒙受皇帝恩泽最盛、皇上题诗最多的就是井头的永济桥。

一

漕运枢纽，河工要防

井头一带之所以受到清廷如此重视，源于此地处于河道关节重地，南宋以后，黄河夺泗入淮，黄河河道成为漕运主航道，而黄河在宿迁城西北和骆马湖相连，每遇黄河泛滥或沂蒙山洪爆发，骆马湖与黄河连成一片，洪水被马陵山阻挡，无法下泄，往往造成漕运梗阻，酿成地方水患。因此，历代王朝都有凿断马陵山岭，让洪水东泄的动议，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凿山计划一直没有实施。到明朝末年，清兵逼近宿迁，史可法授意宿迁守将倪鸾，凿断马陵山麓，一则利于骆马湖积潦东泄；另一方面，亦可以此作为天险，阻挡清兵南进。康熙年间《宿迁县志》记载：“崇祯末，宿迁为江南重镇，当事者凿断马陵山脊，引水东注，达于侍丘湖，命曰拦马河，伐木树栅，为固圉计”。文中记载，其在拦马河边砍伐树木兴建栅栏，长达数里，意欲以此作为御敌屏障，井头村原有名叫“小栅子”的自然村落，即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化遗存。但树木做成的栅栏在满清铁骑长驱直入之下，可谓不堪一击，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被清兵击破，顺治二年，宿迁全境便被清军占领。

入清以后，满清统治者更加重视漕运及河道治理，为了保障漕运安全，清朝政府刚刚入关就马上开始进行骆马湖分洪泄洪的工程，多次疏浚拦马河与骆马湖湖口。从骆马湖流出的洪水，通过拦马河下泄进入县东湖，但县东湖区域并不大，对于减轻骆马湖承接的沂蒙山洪涝的作用有限。康熙年间，为了更好地调控骆马湖的蓄水量，河道总督靳辅将骆马湖北岸的拦马河，作为骆马湖蓄水泄洪的重点工程。经上奏朝廷批准以后，靳辅动用了淮安府、邳州、徐州等附近各州县的民夫，从井头西的骆马湖拦马河口处开始，挑挖了一条工程浩大的泄洪河道。他在原有的拦马河上修建了六座减水坝，坝下挑引河，引水流向东南，经沭阳、桃源、清河（今淮安市市区）、安东（今涟水）、海州，流入黄海。《宿迁县志》记载：这六座水坝，每座水坝宽十八丈六尺，水坝之间设有矶心闸洞，洞宽一丈八尺。每一个水坝都可以关闭、开启，以此控制流出水量，保证骆马湖的水量可以济运。靳辅还利用宿迁之东的硕项湖和桑墟湖，南北挑河，使这两条河与减水坝下已经冲击成为深塘的拦马河相连通，通称六塘河。后世将宿迁到清河的河道称为总六塘河，清河境内到海州的河道又分南六塘河、北六塘河，使骆马湖中承受的黄河以及沂蒙山洪水通过六塘河，下接盐河，经过灌口流入大海。

《宿迁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圣祖南巡阅河，靳辅因坝建桥，在东南者曰东奠、曰德远、曰镇宣，在西北者曰西宁、曰澄泓、曰锡成。俗名五花桥”。可见，这座五花桥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接康熙南巡途径宿迁而兴建的。五花桥由建在六塘河水坝之间的六座桥共同构成，分为处于东南方向的东奠桥、德远桥、镇宣桥，处于西北方向的西宁桥、澄泓桥、锡成桥，六座桥连为一体，全长202丈，工艺精巧，气象宏伟，远观犹如出水莲花婀娜多姿，此桥建成后，靳辅予以起名为“惠政桥”，但民间百姓因为此桥造型别致，都称之为五花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南巡，从山东郯城陆路而来，到五花桥上，对此桥赞不绝口，盘桓良久，询问靳辅：“这拦马河减坝的水，减往何处？”。靳辅回奏：“这水由县东湖从沭阳海州一带入海”（引自《靳文襄公治河书》）。

中运河开凿早期，宿迁城西北的骆马湖口成为沟通黄河、骆马湖的重要通道，靳辅开凿中运河以后，运河横贯连支河，两条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因此，此河又名为十字河，连支河向东又和拦马河相通，大河运道，加上马陵山穿插其间，使井头附近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水利枢纽所在。靳辅开凿中运河通到井头附近时，将东三坝作为运河河道，西三坝有两座在拦马河南岸，使原来减泄的骆马湖水进入中河济运，另外一坝下泄多余的湖水。使拦马河六坝成为宿迁境内最大的几条河流交汇之处，也使得五花桥成为宿迁历史上最早的水利枢纽控制工程。

康熙第二次南巡的时候，靳辅因为被朝臣参奏，已经被免除职务，但康熙仍然让他随跸，跟着康熙沿着巡视黄河、中运河、骆马湖堤防、河工，康熙从井头五花桥一直巡视到支河口，在黄河岸边，他席地而坐，展开河图，查对黄运工程。就发现的问题和靳辅以及现任河督王新命、尚书图纳、左都御史马齐等反复磋商、研讨，尤其对于井头境内的骆马湖出口拦马河、减水坝十分关注，力图议决出较为稳妥的泄洪方案。《大清实录》记载，康熙第四次南巡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一月十八日，第四次南巡。由宿迁县五花桥渡中河遍阅堤工”。

雍正二年（1724年），河道总督齐苏勒至宿迁巡阅河工，发现骆马湖东南岸因水流冲击，低洼易泄，原有的旧坝难以抵御，遂于原有的六塘河西宁桥西边高地上修筑拦河滚坝，并修筑加固拦湖坝2000米，口门宽100米。雍正五年在总六塘河上游西宁桥西修筑了三合土坝5座，雍正七年又于坝下挑引河五道，使骆马湖水的下泄总渠道归于六塘河，此处成为骆马湖的尾闾。三合土坝和骆马湖土堤相连，南接黄河北堤，北至马陵山，五坝秋冬堵闭，蓄积湖水，当重载漕船进入运河，便开放王、柳二闸，引湖水济运。漕船过竣后，开放尾闾，预腾湖水，由六塘河下泄入海。

五花桥的兴建，不仅受到朝廷官方的高度重视，在民间，对于五花桥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如清代淮安诗人潘德舆在《出顺河经五花桥》诗中说：“霜花滑桥如著雨，马蹄踏桥如击鼓。鼓音不绝二里许，宛宛长虹冠西楚”。诗人将五花桥视作冠绝西楚大地的宛宛长虹。

同治《宿迁县志·营建志》中记载：“五花桥，康熙二十二年总河靳辅建，在治北连支河，共六座，长二百二丈……俗谓之五花，近已倾圮，碎石犹存”。可见，此桥在清末同治年间就有部分废圮，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十六年，五花桥中的东奠、德远、镇宣三桥就已经失去作用，因为年久失修圮塌了，剩下的西宁桥、澄泓桥、锡成桥也被一分为二，澄泓桥、锡城桥处于中河南岸，依然被称为五花桥，而西宁桥处在中河北岸，被单独称为西宁桥。在清代国家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有这样的记载：“五花桥，在宿迁县北中河南岸。西宁桥，在宿迁县中河北岸，二桥皆本朝康熙中河臣靳辅所建，南属马陵山，北至高山头，长十余里，为往来孔道”。从这个记载看来，当时靳辅所修的中运河经过井头一带的河段与后来张鹏翮、齐苏勒整治重修的新中河变化很大，当时的五花桥南段应为中运河的闸桥，而西宁桥则为六塘河的闸桥。参看清代康熙年间的《运河图》中，也可以看出，五花桥指的是横跨在新中运河上的连体大桥，而最靠西北的西宁桥的确是单独标注的桥梁。

二

康熙和纪恩亭

康熙第一次南巡途径五花桥，还发生过一件在宿迁历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这就是宿迁当地士绅乡民因赋税负担无法承受，奋而叩阍的事件。

所谓“叩阍”，就是古代平民直接向皇帝拦路喊冤，申诉冤抑。康熙年间，宿迁境内黄河水泛日益严重，洪水淹没田地，失地农民纷纷逃难，但官府却依然以原有的良田亩数和男丁数量来分摊赋税，使得宿迁境内民不聊生。宿迁南境有一秀才名叫张忭，听说皇帝南巡要路过宿迁，就准备好申告宿迁县地荒民饥的《民本》，在康熙銮舆经过县城北面五花桥的时候，拦路喊冤。几经周折，终于将《民本》递交到康熙的手里，同时，县城内陆尔谧等士绅也向康熙递交了申告宿迁灾荒需要蠲免赋税的民本。《江苏通志·卷四十》中亦有对于此事的记载：“八月辛丑，宿迁县士民陆尔谧等叩阍，言县有暂加三饷、缺额丁银、缺额粮地及旷土虚粮四项包赔之苦，吁请豁免。户部以载在赋役全书，征收已久，应毋庸议。得旨：朕过宿迁，见小民穷苦情形，此事尔部再确议以闻。寻议：暂加三饷一款，征收与各州县同，不便独蠲。至缺额粮地、续报旷土悉予蠲除。其缺额丁银，应暂停征，以待招徕之后起征。从之”。

康熙在宿迁亲眼目睹了当地灾民穷苦情形，准予免除缺丁、坍地、旷土三项赋税，减免银9800两，粮3100石，约占应缴税额的三分之一，阖县百姓欢呼雀跃，对康熙感恩戴德，在连续三年蠲免赋税的情况下，宿迁民生逐渐复苏，百姓们安居乐业，于是，宿迁乡民纷纷要求在县境内给康熙建造纪恩亭，《江苏通志》记载：“二十九年二月己卯，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奏：“江南百姓感戴圣恩，起造龙亭，建立石碑，其碑文进呈御览。”上曰：“蠲免钱粮，原欲使小民物力稍舒，渐登殷阜。前已颁谕旨，民间建立碑亭颂扬德意，虽出群黎爱戴之诚，但恐致烦民力，嗣后地方官员不得借端修葺碑亭，以滋扰累。”

《江苏通志》中记载的宿迁“龙亭”，县志上称为“纪恩亭”，同治年《宿迁县志·卷十五》中记载：“纪恩亭，在县北永济桥北，内植御碑二，诗见《宸瀚》，蠲赋见《记事表》”。可见，纪恩亭内有两块御碑，其中一块刻有康熙路径宿迁所写的御诗，另外一块刻有当时的江苏巡抚汤斌所做《题蠲宿迁县田赋疏》一篇长文，文中详细记载了康熙接受民本，下旨蠲免宿迁税赋的过程，嘉庆年间《宿迁县志·艺文志》载其全文。

康熙南巡以后，还时常牵挂宿迁灾情，据《江苏通志》记载，在朝中大臣攻击靳辅主掌河工种种弊端之时，康熙委派大学士张玉书、刑部尚书图讷前往宿迁监察中河得失，二人实地考察以后，绘成河图，供康熙观看，康熙一边查看河图，一边问他们：“近来宿迁县民生如何？”张玉书等奏曰：“宿迁县民间生计较胜从前。自蒙圣主指授，河道顺利。又南巡之后，官吏奉公，豪强畏法，小民得所”。

境内学者大都将纪恩亭和乾隆的皇亭混为一谈，实际上，这在历史资料上记载十分明确，纪恩亭早于乾隆年间建成，因此，在乾隆第一次南巡就出现了纪恩亭的记载。

在《欽定南巡盛典卷八十·程途》中，记载了乾隆从山东郯城行宫到江苏省宿迁县顺河集行宫的里程：“自郯子花园行宫起，五里曹村、五里郯子庙、十里重兴集、九里杨家庄尖营、九里红花埠、山东江南分界处；五里蔡家庄、五里刘马庄、二里刘马庄尖營；二里柳家庄、五里马儿庄、六里唐店、四里黄泥沟、四里龙泉庄、二里龙泉庄行宫；计程七十三里。十六年系设大营于山东郯城境之五里铺、江南宿迁境之叶家庄。二十二年移设于曹村，自龙泉庄行宫起，六里季家庙、四里太平庄、五里桥北鎮、四里姜二庄尖营、五里小湖村、五里章山村、三里风云山、二里张家庄、六里小店尖营；三里小店街、六里曹家村、五里纪恩亭、二里永济桥、六里顺河集行宫，计程六十二里”。

清代皇帝出行的驻跸之所有三个档次，最高的是行宫，其次为大营，再次为尖营，上文记载的程途中，山东郯城的郯子花园、江苏宿迁的龙泉庄和顺河集三处都为行宫。而郯城五里铺、宿迁叶家庄等都是大营；杨家庄、刘家庄、姜二庄、晓店（小店）等处是尖营；文中其他地方则为銮驾队伍行程中停歇之处，称为“座落”，从《欽定南巡盛典·程途》的记载看来，当时的井头境内有纪恩亭、永济桥，这说明：纪恩亭出现在乾隆南巡时期之前，是为康熙蠲免宿迁税赋所建。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乾隆确实在井头多次停歇，视察，同时，也使得研究者对于永济桥和纪恩亭的具体位置有了一个明晰的判断：距离永济桥正北二里，即是纪恩亭所在，这正是井头境内民间传说的龙亭。其具体位置在今天井头南北街上。

三

乾隆与皇亭

乾隆八年，河道总督考察骆马湖、运河、六塘河的水域，发现原有的五花桥经过长期的水流冲击，已经多有损毁，而此处关系国家漕运，是中运河、骆马湖洪水的唯一下泄渠道，为保障运河行漕，建议在六塘河首重新修建节制设施，乾隆予以首肯，并下旨拨发内帑在六塘河上游修建永济桥，一般河道工程设施，都是从国库拨发国帑，此次修筑永济桥，乾隆动用了自己内府帑金，这应该算是清代河工历史上一个特例。

根据《徐州府志》和《宿迁县志》的记载，永济桥横跨六塘河，长139丈，有70个桥孔，永济桥虽然名叫桥，但其实是一座桥闸合一的水利设施，它的七十个桥孔均设闸门，视骆马湖蓄水量和来洪量的大小，决定开启多少闸门，这就更加精确地控制了湖水的蓄积容量，为中运河的行漕用水提供了更加稳定的保证。同时也使得宿迁南北的陆路交通更加方便。乾隆后来的南巡大都从此桥经过，在县城东侧的顺河集行宫驻跸。

《清实录》载，乾隆在第一次南巡后，就骆马湖湖口以及六塘河水利设施事宜，专门对江南总督尹继善或河督颁发圣谕：“沂河源出山东至邳州芦口地方，正流由骆马湖入六塘河，旁流由芦口入运，年久刷深，旁流过多，有碍运河宣泄，但沂水来源甚大，若遽行堵闭，不但暴涨之时全注六塘，为桃、宿、清、沭之患，倘遇运河水小之年，亦无以接济，拟将石坝口门只留三十丈，坝底填碎石，以为节制，使沂水大半归湖，仍留二三分济运”。“又，六塘河处骆马湖下游，为宣泄沂水之要道，应加挑浚”。

《宿迁县志》记载：“六塘河南北两岸堤堰，在宿迁境内者，首起永济桥，下至桃源界止，北长一万四百九十一丈五尺，内有双孔石闸一座，涵洞二座；南长九千一百九十三丈五尺，内有涵洞二座。特设六塘河同知司之”。根据《江苏通志》记载：六塘河同知设立于乾隆二十七年九月，乾隆亲自下旨，将常州府海防同知移驻六塘河，更名为六塘河同知，专司水利。有司并令宿迁县县丞移驻永济桥，专门负责永济桥闸门启闭和修缮等事宜。

《宿迁县志》和清代水利典籍《南河成案》中，都详细记载井头境内另外一座皇亭的来历，这源于乾隆对于六塘河治理工程的具体指示：“高宗纯皇帝谕旨：骆马湖之水由六塘河下泄，东流入海，其河之两岸宿（宿迁）、桃（桃源，今泗阳）、安（安东，今涟水）、清（清河）、海（海州）、沭（沭阳）六州县田庐在焉，伏秋大汛，民生尤系，若使湖面早为腾空，则汛水之来有所容纳盈科，后进源源下注，湖水无泛涨之虞，而六塘河两岸亦断不致溃决四出矣，岂唯此六州县之利，其濒河一带运道民生亦咸奏安澜之庆，尹继善既已商之，河臣早为开放尾闾，为预腾湖面之计，应如所奏速行，并将此旨勒石湖滨，俾后之司河务者永远遵守”。乾隆明确下令让地方有司将这道圣旨刻石立碑，树在骆马湖的湖滨，使后来的主管河工的大臣永远遵守。所以，《宿迁县志·河防志》中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奉敕建碑于十字河侧，覆以皇亭”，这是继康熙年间的纪恩亭之后的第二座御碑亭，史志称之为皇亭。

综合各方面的文献资料，清代的井头境内，应该存在三座和皇家有关的碑亭，一是康熙年间，地方官员和百姓为纪念朝廷蠲免宿迁税收的纪恩亭，位于井头乡的三官庙前；第二座御碑亭是乾隆对于六塘河管理下达的谕旨，乾隆本人亲自下令修建的碑亭，县志中记载其具体方位在骆马湖湖口，即在靳辅修建的五花桥南十字河畔；第三座御碑亭是设在纪恩亭旁边的乾隆诗碑亭，在乾隆南巡以后，当地官员在乾隆授意下，在纪恩亭旁边刻石立碑，内容即是乾隆的有关永济桥和六塘河的题诗。

2017年6月，在井头乡茶壶窑附近工地上，曾出土一块乾隆御碑，虽然石碑上端被当地村民在早年间毁坏，但仍可以看出这块御碑的碑体四面刻满乾隆有关六塘河与永济桥的诗歌，正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御笔”的落款，和乾隆经常使用的两方御印：“乾隆宸翰”“陶冶性灵”，可以确定此为乾隆御碑无疑。这块石碑的正面刻有《六塘河叠旧作韵》乾隆五言御诗一首，其余的北面、东侧面、西侧面分别刻有《渡永济桥再叠旧作韵作歌》《庚子仲春上浣渡永济桥三叠前韵作歌》《甲辰仲春中浣渡永济桥四叠旧作前韵》。查阅《清朝通典·卷一百十七·金石略五》中记录乾隆御笔亲书的诗歌，有“御製疏浚六塘下游诗

乾隆二十七年五言古一首，行书”和“御制渡永济桥歌，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七言古各一首，俱行书”的记载，这说明乾隆不仅作了有关六塘河及永济桥这两个系列的诗歌，还特意书成碑刻样式，以便勒石刻碑，建造碑亭。

根据这块御碑出土的地点和历史资料综合分析，当地传说的龙亭所在地实际就是指纪恩亭附近，而乾隆的御诗碑亭亦在此处，由于封建时代的礼制，乾隆御诗碑是不会一同并列在其皇祖纪恩亭内的，因此，可以推断，龙亭所在，应有纪恩亭和乾隆诗碑亭两处皇亭。这个推断也符合《宿迁县志》中有关“乾隆诗碑在永济桥北”的记载。由于纪恩亭所在地又增加了乾隆诗碑，加之乾隆将六塘河同知、宿迁县丞等衙署都迁移到此处，因此，在乾隆年间以后，此处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清代官式建筑群。当地老人大都还记得这里曾有世代看守龙亭的官员，据说清朝末年的看守官员姓郭，祖籍为杭州人氏，属于清朝军籍人家，祖孙三代在龙亭守卫，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郭家才返回原籍，2000年前后，其后裔杭州某大学教授郭长才还曾回过这里，向当地政府提出将龙亭恢复旧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成行。

由于龙亭在当地影响深远，清代中期以后，井头一带在官方记录上，出现了“龙亭埠”的地名，如清末《江苏省通志·宿迁县》中记载：“城东北有路，曰龙亭埠，曰马涧、曰小店集”，这里的龙亭埠毫无疑问指的是井头一带。在民国初年的《江苏六十一县志》中也记载：“（宿迁城）北有龙亭埠、小店集、嶂山村”，

此外，清代末年的各种地图上也都标明此地地名为龙亭埠。

经历了百年历史风云，至咸丰二年（1852年），黄河丰县河段洪灾波及徐淮之间黄河河段，引起黄河泛滥，大水倾注，使得永济桥“桥、亭皆毁，御碑仆断，石已无存”。但此役过后，龙亭尚残存部分建筑，当地吴姓老人长期居住的土改所分的房屋就是龙亭管理用房，据他所说，这些房屋高大轩敞，四梁八柱，有堂屋、东屋、西屋和前屋，布局规整，工艺讲究。惜于后来的种种原因悉数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