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轩

毛桃书记，是我们老马塘村人对自己父母官的雅称，不是说一个人，也不是说他们种过桃子。

其实，“毛桃”是两个姓氏，一个姓毛，一个姓陶，合起来读音就成了“毛桃”。在一个村庄的历史长河里，新中国成立后，已大大小小来来往往有过十几任支书。那为什么独独他们被人记住了？这就是民心一杆秤，轻重在人评了。

毛启源是村庄较早的支书，听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是配着枪上任的，其中途调出过一段时间，后再度出任。人们对之记忆犹新的是两件事，一件农业学大寨时，他开荒造田，使原本缺地少粮的状况得到改善，产量一下子增加了两三倍，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每年向国家粮仓做出了较大贡献。另一件事是大搞经济发展。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村村以粮为纲，毛启源思想开放，大胆改革。他先后创办木器加工厂、箱包厂、塑料压模厂、竹器工艺店、铁器加工作坊等等，让村办企业风生水起，远近闻名。在经济有了起色后，毛启源三天两头放映露天电影，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岁月里，深得人心，赞声一片。

陶书记，指的是父子两人，他们一个出任在七十年代初，一个出任于上世纪末。他们所作所为，感化了老百姓，以至于被人津津乐道。

老陶书记叫陶崇银，所处的时代背景特殊，主要任务是把农业生产抓上去。大锅饭有大锅饭的弊端，出工不出力、产量不稳定成为那个时代的通病。

那是大集体时代，村民们听生产队长的号令，分工全凭一句话，可以让你干牛马一样重的活，也可让你干驱赶庄稼地里禽鸟一类的轻活。因一些队长心存私念，分工不合理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怨气横生，影响了众人工作的积极性。对此，老陶书记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他不坐办公室，轮流到各村参加生产劳动，午餐更不去干部家吃，而是带着粮票任意选择普通农户家。这样一来，同吃同劳动既了解了实际民情，也与群众打成一片，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他不当“官爷”当“公仆”，更与千余村民结下深厚情谊，让人铭记于心。

再之，他倡导将单季稻种植改成双季稻模式，产量稳中实现了翻番，成为一种好的模式被推广，三年后他还被提拔为副乡长直至退休。

小陶书记叫陶象林，出任村父母官时，没人看好他。不到三十岁，那时农村已分田到户，村里过去的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全跨了，背了一屁股债，工资都发不出去。他的到来，认可他的人少，看笑话的多。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陶象林新官上任“三把火”，让所有人对这个后生另眼相看，甚至心生敬畏。

其一是解决电的问题。他拿出自己多年积蓄，付清拖欠镇上供电所的电费，让停电半年的村庄再现光明。其二是解决干旱问题。针对丘陵地区严重缺水年年闹旱的现状，他东奔西走筹集资金，开挖了一座蓄水能力强的大水库，让全村人彻底告别了“水荒症”，再不用纠结着几天几夜的“远水救渴”。同时，也让靠天收的千余亩“高海拔田”成了“丰产田”。其三是解决自来水问题。他依托水库资源建起自供自来水，让全村百姓扔掉水桶，远离塘沟“锅底取水”的泥腥，彻底摆脱纠缠多少代人的噩梦。

我的家乡马塘村尽管后来与其他村合并了，也不叫马塘村了，但原住民说起他们曾经的父母官，仍对记忆深刻的“毛桃书记”感激不尽，谈起来像说故事一样饶有兴趣，那似乎是一种尊重、怀想及敬畏。

“毛桃书记”用暖民心的小事诠释出一个大道理：一个人轻轻地走过，可以是可有可无的风，也可以成为很多人赞美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