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延安

做派与气派、风度、气度大致相近。往小里说，指人的言谈、举止、仪态；往大里说，指作风、风貌、景象。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一个团体无论优劣成败，都有自己的做派。做派不是学问，不是礼仪，而是一种特质。它是内在的，又是外向的；它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

有一位作家，天赋异秉，擅写多种文体。但他的写作有一个突出的“毛病”，即对纸张的要求很特别，什么样的纸写诗，什么样的纸写小说，什么样的纸写散文，各有所归，不能混淆。换句话说，他能不能写出作品取决于纸。纸相对于他不是道具，不是摆设，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元素，甚至成为了仪式。这还真不是奢侈，法国的大仲马就只用一种特别的方格纸写作，如无，写作只能停止。这就是一种做派。

冼星海创作歌曲时，不吃大把的糖果就激发不出灵感；“糖僧”苏曼殊对各类甜食嗜好成癖，到底也是死在这上头。海明威习惯于站着写作，贝多芬喜欢眺望田间劳作的农家姑娘，卡夫卡则是不到半夜不开始工作。这都是做派，这些个做派无疑不缺乏乐趣。但一些做派则让人厌腻，如“官僚做派”，你在火里，他在水里，慢腾腾打太极拳，或推或拖，居然还被当作“慎重、稳妥”的同义词。再如权势部门的居高临下，拥有资源一方的“霸王条款”，又如“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河东狮吼”，这种做派就难说与人为善。都说人心难度，其实人的内心就写在他(她)的做派上，三言两语、举手挪足、甚而一个眼神中可窥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接替麦克阿瑟成为美国驻菲律宾总司令的温莱特中将，于1942年5月，在弹尽粮绝之后为了保全数万名士兵的生命投降日军。当时的美国主流媒体评价他：温莱特在荣誉与责任面前选择了勇气。一个职业军人，为了万千袍泽的生命，放弃一个军人的尊严，选择向对手投降，这是什么样的做派？

还是二战，在英国东海岸，德国的工匠精神与英国的绅士风度对峙上了。德军例行一三五布雷，英军则二四六扫雷，双方极其认真。一来二往，无形中就造成了常态。有一个星期四英军因故未扫雷，结果星期五布雷的德国扫雷舰触雷沉没。被英军救上来的德国军官气愤地质问英军：你们扫雷怎么这样不负责任？！而英军则很是内疚，无言以对。这听起来像天方夜潭，但西方人就是这做派。这使战争在血腥和杀戮之外，增添了幽默与滑稽，不无喜剧色彩。

“英伦雄狮”蒙哥马利，不抽烟不喝酒，风花雪月不沾边。他39岁时到瑞士度假，偶遇已有两个孩子的军人遗孀贝蒂，一见钟情，结为伴侣。10年恩爱后贝蒂去世，蒙哥马利从此深藏这唯一而短暂的爱情，直至1976年逝世，也未对任何女性动心。这是多么叫人钦佩的做派。蒙哥马利访华的归国前夜，毛泽东亲至其住处，说“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毛泽东亲书的“赠蒙哥马利元帅：水调歌头·游泳”。这待遇，世上没有第二人。

曾经读过徐怀中写的越战记实文学《底色》，侵越美军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陆军上将的办公室占据了西贡最高档的酒店，他的对手越南人民军副司令阮氏清的指挥所，却只容一顶简易军用帐篷栖身。而胡志明以“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中英雄来”迎接陈赓的“公馆”，也只是竹林深处的一间茅草高脚屋，床上一席一毯而已。然而，却是后者打得前者颜面丢尽。

曾经引起广泛热议的河南省卢氏县县委大院，使用建国初期所建的平房办公近60年不变，“破破烂烂”中应该可以见到一种内在的东西。对此行为有多种解读，亦有说是作秀，依我看，即便有作秀的味道，也比群众住在陋房矮屋、政府办公楼高大豪华要好上无数倍。更何况“砖坯房政府”领导下的卢氏县，经济发展与民生政绩，并不比那些拥有高大办公楼的地区差。我们参观延安窑洞、西柏坡毛泽东主席的旧居，一色的土房，土气、简朴、简单，却胜过无数高楼大厦。因为，内容决定形式，内在影响外表，民心定夺天下。

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做派，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就会有什么样的团队，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做派可以是一身之躯，也可以是万里苍原；可以是瞬间的光色，也可以是永恒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