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业

1963年春天，我在邻村关顶小学念二年级，当时做梦都希望有一本字典。为什么我对字典如此痴迷？因为读的是复式班，二、四年级同处一室，大同学在作业中遇到不会读、不会写、不理解的字问老师，老师如果拿不准就到字典中找答案。耳闻目睹，我们也学会了查字典。我曾幼稚地认为，只要有一本字典，就能认识所有的生字，心中充满了对字典的渴望！

我不顾家庭生活的困难，向母亲要字典。她说现在青黄不接，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买字典，叫我不要为难她。说实话，我非常理解母亲的苦衷。当时人们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缺衣少食，为了填饱肚皮，到田间挖野菜，到小河捞鱼虾，到树上捋树叶。我也曾随着挖野菜的大军走遍了家乡的河滩地头，什么野蒜啦、荠菜啦，只要能吃的都行。你看，这年头还能有钱去买字典吗？但是我经不住字典的诱惑，整天软磨硬泡，父母才同意麦收后卖新粮买字典。

终于等来队里分粮，我和堂哥兴冲冲赶往沭城，在骡马街（今学府路）卖了小麦，拿着钱直奔新华书店。我依稀记得，当年的新华书店在东关小学和屠桥巷之间（今文化新村），几间瓦房坐北朝南，面向东关大街。我和堂哥各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清新的油墨香味，精美的硬纸封面，让我俩爱不释手。每本字典一块七角五分，可当时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天的工分还不到一角钱，要多少天才够买一本字典啊！感谢父母，我终于有了心爱的字典。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新华书店里就连工具书都被当作封资修大毒草而下架，因此字典在书店中绝迹十多年，我的第一本字典就成了“珍本”。这时学校停课——我才五年级，还不能和那些中学生一起“闹革命”，只好待在家中无所事事。

因此我就到亲戚和庄邻家借初中、高中和师范的课本，每借到一本，就如获至宝，对照课文注释和字典，一页一页地读，一字一字地记。那时候中学生在农村凤毛麟角，我们村仅有一位高中生，借课本非常困难。我对清代文学家袁枚“书非借不能读也”的体会尤其深刻，因为那段时间读的书全是借的，生怕书的主人突然催还，在压力下，读书时丝毫不敢懈怠，所以读的专心，读的迅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蜀道难》《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这时学的。

这期间我又借来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阅读时将字典和笔放在身边，发现一个生字便消灭一个生字，边读边查边记，虽然读得慢，但读得扎实。有的生字反复出现，便成了熟字，因此书中的生字越来越少，以至没有了生字。我用同样的方法阅读了长篇小说《红岩》，阅读了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书页破损，只读了一半）等。这些阅读，使我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由于广泛的阅读和字典的帮助，我的识字量大增，语文水平有了提高。后来做教师，同事遇到不会读的字问我，不会写的字找我，不清楚的词与我讨论，我基本上能有问即答，时间长了，他们便趣称我是“活字典”。细细想来，这些语文基本功应归功于我的第一本字典。因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向我的学生推荐《新华字典》，要求他们人手一册。事实证明，这个方法为他们的学习带来了许多好处。

如今我的第一本字典早已不知去向，但是它伴随我走过了小学时代那段艰苦的岁月，陪同我度过了枯燥而又充实的文革十年，帮助我补习了中学的部分课文，协助我阅读了好多文学名著，难忘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这第一本字典不但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忘却，反而愈来愈清晰！接下来我又购买了第二本字典，第三本字典。现在我已退休多年，但是书桌上仍然摆着我的第N本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老年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