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以权 姜田兵

“故乡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诱惑力的，因为正是故乡的那块土地哺育着每个人的成长，尽管许多人早就远走他乡，但是故乡情总是终生难忘的。”这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先生1996年2月在为《泗阳古今人物录》一书作序中的一段话。他情系故土、回报家乡、无私奉献的感人佳话在泗阳广为传诵。

仓修良，生于1933年，江苏泗阳人，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方志学家、谱牒学家。长期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谱牒协会理事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他治学严谨，不求虚名，循序渐进，厚积薄发，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和谱牒学等方面教学与研究工作，著述颇丰，在“成就了一家之言”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

他生活俭朴，几十年总是穿着中山装，大部分精力都是在钻研学问，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工作，但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发展。

专业指导修志工作

民国《泗阳县志》，是著名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主持编修的很有特色的一部县志，在民国时期所修的一千一百多部志书中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完全可与黄炎培的《川沙县志》、余绍宋的《龙游县志》等一批被称为民国时期名志、佳志相媲美。可是，就是这样一部民国时期优秀的志书，出版70多年后，原志存世者已为数无多。1985年，泗阳县地方志办公室成立不久，即着手整理再版。奈因时间仓促，缺乏经验，整理粗糙，没有将原志照录，删节过多，1986年“再版”时，竟被删去了25万多字，占全志70多万字的三分之一以上；加之审校不严，错漏舛讹不少，不利传世。这种对地方文献不明智的错误做法，曾引起了仓修良教授等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

2000年初，仓修良教授强烈建议民国《泗阳县志》原文不动再版印刷，以利保存地方文献。他说：“众所周知，进行古籍整理时对于前人的著作，是不好作随意删节的。对于其中的迷信和错误观点，只需在出版前言或出版说明中指出就可以了，即使对其中校对出的错字，自行改了，也需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而不能一改了之。较为正规的校勘书籍，又大多采用加括号为标识，字形不同加以区别。《廿五史》的校点，就是采用此法。正如《汉书出版说明》中所说：‘对正文和注文的增删校改，一律加括号作为标识。正文或注文错了，应当改动和增删的，加上圆括号，用小字排印；增入或校正的文字，加上方括号，用与正文和注文相同的字体排印。’这才是正确的对古籍整理时应当所持的态度，而不可随心所欲地说改就改、说删就删，这实际上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就在全国旧方志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会议召开以后，还会出现将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很有影响的志书，在‘整理出版’的名义下乱砍乱删而使之面目全非，这怎么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经仓修良教授等有识之士建议，县地方志办公室报请县政府批准，同意这次再版，主要把被删去的25万多字补上，错漏的纠正。加上标点、注释，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注释只限于正文，附录部分，一般只加标点，未加注释。个别生僻的字，采用随文注音，并尽可能加注同音汉字，正文注释也以不常见的实词和典故为主。原志中的历史年代，一律随文加注公元纪年。对于原志中个别舛讹和误植之处，凡有依据者均将改正字放在【】内。对于1986年再版的书中错漏字，因太多，均依照原志随文纠正，不加注明。对于志书中的个别大写数字或苏州码，一般均改用阿拉伯数字。书中的异体字、通假字，以不损害原意为准则，均酌情改为现行标准汉字。

时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仓修良先生，在百忙中欣然命笔为再版《泗阳县志》作序，并在序中对该书作了客观的点评：县志办同志采纳了大家的建议并报请县领导批准，又经整理校点，现已付印，还约请我为之作序。作为一个泗阳人，能够为乡贤的著作写序，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

民国《泗阳县志》是张相文先生主持编修的，他亲自参加了资料的征集、采访、搜集等繁琐工作，‘又为详订体例，拟具编辑大意’，‘别为图、表、志、传四纲，使文以义起，事以类从。’可见这部县志的编修，总的方针大政，全由张先生一手所订，从体例的确定到纲目的安排，乃至文字的叙述，事物的分类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与那些挂名总纂全然不同。

我们说这部县志在民国时期所修的志书中较为出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志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门类齐全，这在当时众多志书中确实是不多见的。

其次，这部志书的编写，能够体现出民国时期的社会特点，反映出民国时期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

第三，志书的作者编写中很重视国计民生之大事，关心民众之疾苦，因而《田赋志》分上、中、下三篇，而《河渠志》亦分为上、中、下三篇，都成为该志的重点篇目。

第四，这部志书所设之《乡镇志》和《氏族志》，都具有独创精神，可以讲是前无古人。

第五，这部志书的编写，釆用了互见法，因而使志书的编写做到文字精炼。

当然，我们也认为这部志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中间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缺陷。

总之，民国《泗阳县志》，是一部编集得相当成功，很有特色的县志，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时代特色，而在编纂上又有自己的特色，虽然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但总是‘瑕不掩瑜’，我们也无保留的将缺点错误指出，目的在于像章学诚所说‘攻瑕而瑜亦粹’。”

在仓修良教授的关注指导下，民国《泗阳县志》这部享有盛誉的地方志书得以能按原有面目留传后世。

为《泗阳古今人物录》作序

1995年初，县志办主任郝耀同志在主编的《泗阳县志》出版后，为了激励后辈学习前人勤劳勇敢、奋发向上的艰苦创业精神，密切在外地工作人士与家乡人民之间的情谊和联系，接着便计划编写一本《泗阳古今人物录》，为此，他四处写信联系，多方搜集资料，真是不辞辛苦地在奔波忙碌，整天在做着既不可能成名，又不可能得利的纸上工作，其目的也十分单纯，就是在退出一线的晚年多发挥点余热，多做点贡献，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感染了仓修良教授，令他十分感动！

当年春天，仓修良教授因去北京、天津两地开会，顺道回老家看看，郝耀同志如约赶到，二人见面后谈得都很高兴。而交谈中，郝耀编写此书自然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并且非常慎重提出要仓修良教授为这本书写篇序。

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求，仓修良教授这向来不大愿意为人作序的人，竟然很愉快接受了。为什么会如此爽快答应，除了被作者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所感动外，更重要的恐怕是浓浓的故乡情了。

正如1996年2月仓修良在该书的序中所说：“人们不是常说吗，月是故乡明，难忘故乡情，这可以说是人们眷恋故土心理的真实写照。我对于自己故乡是有着深厚感情的，虽然我离开故乡将近五十年了，又一直生活在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然而我始终怀念着自己的故乡，五十年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自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人生来说就是很可观了。正如晚唐有位诗人有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平时每当从亲朋处听到或从报刊上看到故乡的信息，总是静静地听完、看光，为故乡的成就、丰收而高兴，每当遇上水旱灾害也为之忧虑，我相信每一位多年远离故乡的泗阳人，都会有此同感。我是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也很想为家乡建设作点什么贡献。所以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新修县志过程中，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而现在郝耀同志編写的此书正是为家乡建设精神文明服务的，我能不乐意为之写序吗！”

《泗阳古今人物录》全书40余万字，共收泗阳古今人物480人，有军政、科技、文化教育、英雄模范等各方面代表人物。仓修良教授在序中对家乡泗阳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的泗阳人作了由衷的深情赞美：“所有这些好样的泗阳人，称得上是群星灿烂，一个个为泗阳争得了荣誉，为提高泗阳的知名度作出了贡献。所有这些能够用‘人杰地灵’解释得了吗？当然不能。时代变了，勤劳勇敢的泗阳人，靠的是勤劳和智慧，登上了文化科学各方殿堂。我们相信，在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的情况下勇于进取的泗阳人，将会有更多人走上国家各级管理和建设岗位，创造更多辉煌。当然，我们这些远离故乡的泗阳人，殷切希望故乡的青少年朋友，要树雄心，立大志，超前贤，登高峰，为祖国建设建功立业，为泗阳兴旺创建丰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字里行间透出浓浓的故乡之情。

完善《桃源县志》

泗阳，历史悠久，但过去屡遭兵燹（xiǎn)水患，经济文化落后。历修县志不仅少且存世无多，濒于中断，亟需抢救。古志，只有两部。一部，系康熙二十六年，知县萧文蔚纂修（四卷两册）的《桃源县志》，距今已333年。因年久，县内已失传。县志办为征寻此志，查遍南京、上海、武汉、北京等几大图书馆，仅北京图书馆藏有残本（一、二卷）。1986年，县政府曾发出征集旧志的布告，亦终无所获。

《泗阳县志》顾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先生闻知此事，为家乡所想所急，决心想方设法找到一部完整的《桃源县志》。1998年初，他去台湾讲学，抓住这个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利用各种关系，潜心周旋，终于得到一部完整的康熙《桃源县志》复印本。这是泗阳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幸事，当时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点注再版〈泗阳县志〉序》中特地致谢：“深谢仓老为弘扬家乡历史文化，作出一大贡献。”

另一部，系乾隆三年，知县眭文焕重修的《桃源县志》（十卷四册），距今已282年，亦因清末民初的沧桑变乱，存世无多。经县志办苦心搜寻，从民间征得一部。

为保全一方志书，世代留传。经县政府领导批准，县志办拟将两部文言古志加点注，两志合一，再版印刷。得以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以期古为今用，弘扬泗阳历史文化。

仓修良教授对这次再版的两部《桃源县志》非常关注，悉心指导，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合理化建议：

“1.该印本除保持志书全貌原文照录外，并随文加标点、增注释、附注公元纪年，俾便阅读。

2.对文中的异体字、通假字，以不损害原意为准则，均酌改为标准汉字；对原文中舛讹和误植之处，凡有资料依据或明显错印者，均作改正；对原文中未分段落或不应另起一行者，均酌情分段或不另起行。

3.因两志中涉及古代职官、学衔之称较多，拟集中在篇末统一注明。

4.本点注本因是两志合订，目录仍归各志卷首，不设总目录，页码亦不统一编排，各志独立编码。”

两志点注本印为一册，共42万字，16开本。两志纂修，距今久远，粗阅此次点注稿，泗地数百载之故情，尽现眼底。今人后人，翻检此点注再版之古志，必可对清代以前桃源之舆地沿革、县城概貌、田赋征收、河槽堤防、天灾人祸、民间苦难、人物古迹、礼乐兵农、文章诗词等有所了解。

仓修良教授提供并指导出版的点注再版两部《桃源县志》，于存史修志，弘扬泗阳历史文化，大有裨益。

捐赠个人珍贵藏书

仓教授作为知名学者，有很深的图书馆情结，对家乡图书馆更是如此。他说：“我是研究历史的，不能为家乡经济建设做点什么，但我会尽全力为家乡文化事业发展做点事。”

2007年，泗阳县图书馆为了丰富馆藏，向泗阳籍外地人士发出信函，请求给予图书方面的支援。这个倡议，首先得到了史学大家仓教授的鼎力支持。2008年1月，泗阳县图书馆新馆投入使用，仓教授向县图书馆捐赠了2000余册个人藏书。这是泗阳县图书馆建馆以来获得的数量最大的个人捐助。为此，县图书馆特别设立“仓修良图书室”，专门陈列仓教授所捐赠图书。当年5月，全市首家图书馆创办的“泗水讲坛”正式开讲，75岁的仓教授又回到故乡作了题为《从读书来看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开坛之讲。他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阐述图书馆的作用，面对在场的泗阳县党政有关领导，反复强调“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开明的领导都会重视图书馆。”拳拳之心

，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2010年的一天，仓教授对前去拜访的县图书馆馆长说：“我准备将全部藏书都给你们。我现在一有空就整理我的书，我整理好一批就让你们运回一批。”

言出必行。此后数年间，仓教授多次向家乡图书馆捐赠个人收藏图书，“仓修良图书室”的书架添了又添，已琳琅满目。

截至2020年5月，仓教授已将自己的6000余册藏书全部捐给了家乡，其中不乏一些罕见的古籍善本和珍贵的历史著作，如：《二十五史辞典丛书》、《顾炎武全集》、《王国维全集》、《甲申三百年祭》、文澜阁版《四库全书》等，尤其是弥补了泗阳图书馆在《四库全书》收藏上的空白，使泗阳县图书馆成为全市第一家拥有珍贵古籍的公共图书馆。

仓教授所捐赠的个人藏书，已成为县内研究历史文化学者的一个集中的资料宝库。他说：“把这些书籍捐给家乡的图书馆，就是在践行自己要为家乡文化事业做点事的诺言。”

有这样一套书，国学大师季羡林称之为“嘉惠学林，功在千秋”，著名学者张岱年给出了“传世藏书，华夏国宝”的评价，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认为这套书“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人民日报》也评价说这套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这套书就是编纂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四库全书》。历经200多年的沧桑变迁，《四库全书》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完整的版本所剩无几。而地处苏北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泗阳县图书馆竟然有这样一套完整的文澜阁版《四库全书》，以其珍稀尤显贵重，成为泗阳县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这套《四库全书》的捐赠者就是仓修良教授。说起仓教授与《四库全书》的缘分，还得把目光先投向先生家乡的泗阳县图书馆。

2013年4月，仓教授去宿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任中共泗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毛峰同志闻知历史文献学大家仓教授来宿，连忙邀请他抽时间到泗阳县图书馆参观指导。仓教授如约而至。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仓教授显得极为高兴，谈笑风生间，他忽然提起自己有个学生的公司，准备出资重印《四库全书》。

“我准备去要一套，若成功的话，就送给你们泗阳图书馆。”

“什么？”毛峰同志听了一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正愣神间，仓教授笑着说：“当然也不一定印，我这个老夫子也不一定有这个面子。如果不成功，实现不了的话，你也别怪我。”

2016年底，泗阳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忽然接到仓教授的侄儿、泗阳县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仓义晶的电话，让县图书馆派人派车和他一起将《四库全书》运回。仓义晶局长说：“当时带上《四库全书》奔回泗阳的心情，唯有老杜的诗可以形容——‘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2017年4月28日上午，浙江绿城教育集团出资重印的文澜阁版《四库全书》全本（影印本）捐赠仪式在泗阳县图书馆举行。仓教授说：“因为《四库全书》当年全国只有7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都毁掉了，而浙江的这部毁掉后只剩下四分之一，后来文化界人士就到处借书来补，终于补充成为今天最完善最好的一部《四库全书》。”他捐赠的这套《四库全书》共计1559册，整齐地陈列在了图书馆二楼的“仓修良图书室”。

而仓教授赠送的这套就是文澜阁版《四库全书》重新出版的影印本，它的出版也颇费曲折。他说：“当时印刷文澜阁版《四库全书》，我忘记是哪个单位了，印了一半没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暂时搁浅。”机缘巧合之下，这套搁浅的《四库全书》影印本重新被浙江绿城教育集团出版，仓教授想方设法弄到了珍贵的一部《四库全书》，并把它送到了泗阳。

面对这样宝贵的文化财富，泗阳县图书馆也视若珍宝，该馆馆长周伟说：“一方面成立了专门的图书室保存，另一方面安排专人管理，让这些文化瑰宝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成为我们泗阳文化的一个标志。”

捐赠仪式结束后，仓教授还为泗阳的广大读者作了《〈四库全书〉的前世今生》的专题讲座，这也是他第二次为家乡人民做讲座。

他说：“《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几乎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乾隆时期的所有重要典籍，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学术领域，采进书目达一万多部，其中著录部分收3470部，存目收6819部，其编纂工作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整理和汇总的工作。

现今所提《四库全书》即为著录部分，所收典籍3740部、79018卷、36000多册，近8亿字。辑书工作完成后，清政府曾先后抄录七部《四库全书》，并于1774至1784年间，陆续建‘南北七阁’以贮藏。这‘南北七阁’分别为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等‘北四阁’，以及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西湖圣因寺文澜阁等‘南三阁’。

历尽200多年的岁月沧桑变迁，《四库全书》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圆明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

江苏与《四库全书》可谓渊源颇深，扬州和镇江当年所建的文汇阁、文宗阁虽已毁于战火，但文化影响仍传承至今。”

仓教授旁征博引的生动讲解，使泗阳的广大读者大开眼界，对《四库全书》这一精品巨著有了全新的认识。

仓教授说：“泗阳是我的家乡，这些年，我虽身处异乡，但家乡的发展始终牵动着我的心。这些藏书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我为她们找到了图书馆这个‘娘家’。我捐书不求任何回报，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家乡图书馆和学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希望我的藏书能够得以善用、广用。”

2020年4月28日，仓教授在接受泗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时说：“我毕竟是出生在这里，所以现在不管（区划）怎么改，我都讲我是泗阳人。我希望泗阳在经济文化上都发展起来。”悠悠的桑梓之情扑面而来。

陶渊明有他的世外桃源，沈从文有他的凤凰古城，黄永玉从他的画中捕捉到故乡的古朴与纯真。而仓修良教授，有自己的故乡，一个让他魂牵梦萦、心系神往今生的故乡——泗阳。

带不走的是对故乡的牵念，留下的是对故乡的情愫！

(作者单位：中共泗阳县委党史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