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诗歌的主要发展变化过程中曾出现了两次艺术造诣较为显著的变革，一是北宋时期苏轼针对彼时诗坛沉闷复古风气所主张的“出新意”与“寄妙理”，一是南宋时杨万里针对江西诗派“以故为新”“字字有出处”理论提出的师法自然。东坡诗以灵动的比喻、博喻见长，人誉之为“妙喻”；诚斋诗以新、奇、趣的活泼风格闻名，概括为“活法”。“妙喻”与“活法”都属于追求诗趣的艺术表现方式，本文试图借助具体诗作及前人论述来比较、总结二者特点之差异，并从中领略宋诗重视理趣的生新面貌。

将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广泛地运用到诗歌中在中国文学创作史上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诗经》中的“赋比兴”，后世的诗歌创作者们也愈发注重这种使描写事物的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的艺术技巧，甚至出现了“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西汉]戴圣编《礼记》，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78页。]的说法。在北宋“以文为诗”主张的影响下，苏轼将庄子与韩愈二人在行文中的比喻手法借鉴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用来表现山水风物活泼流走的天趣。因苏轼所用的比喻不落窠臼、大胆贴切，且往往能够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形象化，富有艺术感染力，所以后人称苏轼所运用的比喻手法为“妙喻”。

杨万里早年学习江西诗派，后来转学晚唐人、王安石的绝句，到五十岁时忽然醒悟不再学习他人，决定自己开拓出一条诗歌创作的道路。在他自己师法自然的苦心经营下，形成了诗风独树一帜的“诚斋体”。诚斋体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便是讲求“活法”。“活法”笼统地概括起来就是在不超出法度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追求变化与创新。具体到杨万里的诗作当中，“活法”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与延伸，他不仅仅期求在规律与自由间达到一个平衡，更想同“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血肉关系”。在杨万里的笔下，自然景物特征与形态的方方面面都是他的描写对象，山水自然的外在景观通过“活法”发掘出内在拟人化的情趣与造化。

一、创作视角的高与低

东坡运用“妙喻”之法时是以文豪的身份来观察、思考的，这与杨万里便大相径庭，诚斋在诗作中常常称自己为“老叟”或者通篇化身为一个顽童，以天真直观的视角来表现景物。所以，苏轼“妙喻”的创作视角是高于所描写景物的，他的目的是通过“妙喻”来掌控、“降伏”事物，在这个过程中他往往会展示出文人所特有的弊病：用事博，掉书袋，有卖弄才华的嫌疑。杨万里的“活法”诗则不然，他的视角低到日常生活的琐碎尘埃之中，与所描写的事物距离更近，平易自然地就像是路边亲切的老爷爷，他的诗也就更贴合平民百姓的胃口。但这种创作视角的“低”也使得杨万里的诗易出现一挥而就的草率。

二、风格意境的大与小

苏轼通过“妙喻”所想达到的意境是大开大合、气吞万物，从而渲染加深其诗作“豪放”的特色。如《江上看山》中“船上看山如走马，疏忽过去数百群”[[北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9页。]，此处用到的比喻非常有画面感，在诗人敏锐的捕捉下，山的险峻壮观与船的风驰电掣如同数百群的野马扑面而来，感染力极强。杨万里“活法”诗与之相反，他注重观察大自然中细微之处，从小处入笔，展现的是客体清新秀丽的纤细玲珑之美。

如果将所要表现的景物比作一桶汽油，“活法”如水，通常会冲淡景物本身的突出特点，使其融合到大自然的情趣之中，“妙喻”如火，原有景物的特点在“妙喻”的助推下霎时勃发、瞬间燎原。在这一点上，苏轼类似于英国十四行诗的作者莎士比亚，而杨万里则与“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有许多共通点。

三、表现对象的“死”与“活”

这里所指的“死”与“活”并不是说诗人所描述的对象是鲜活的生命或是冰冷的静物。“死”指的是苏轼在运用妙喻时仍然将事物当作事物，只不过这事物的形象与特征有了新的诠释与展现。“活”指的是杨万里在施展活法时，将事物的等级拔高到人这一层次，赋予他们于人类相通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内在的心灵意欲。“妙喻”仍然桎梏于物就是物的思维定式中，而“活法”则达到了物我相通的境界，单从这一点上看，“活法”是要比“妙喻”更具匠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