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都，位于南丰、建宁、黎川三县交界处，距南丰县城30公里，距建宁县城35公里，距黎川县城37.5公里。《清·县志》载：宋时设有银场，是乡试所之一，称看都；后因方言谐音而误为刊都；清末改称康都。康指康泰，都指群居之所（大村庄）。又据《吴氏族谱》记载：后周广顺王子年（公元952年），吴福至由韭源金斗窠（今南丰莱溪乡九联村）举家迁入建村。吴姓一族为康都村的原住民，后有下桐、田东的符姓，建宁县宁家源的宁姓，傅坊乡石咀的刘姓，广昌县的张姓王姓等迁入康都，现以符姓人口居多。民国时期，康都村有多达四、五百户人家，数千人口，为南丰境内东南部最大的自然村。

1932年11月，赣闽苏维埃政府拟建立以康都为中心，包括南丰傅坊、建宁渠村、黎川西城桥三个区在内的康都县苏维埃政府，并成立康都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局，局机关驻傅坊，开展筹建工作，战略意图是为了把赣西南与闽西北苏区连成一片。1933年8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8次会议批准增设泉上、代英、北征、太雷、康都五个县，康都县成为当时中央苏区60个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之一。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1931年6月4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先后在南丰县康都召开3次会议和第一次扩大会议。

6月4日，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即将发动的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工作，总前委召开第七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林彪、罗荣桓等人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红军的分兵区域问题，决定红四军待红三军团到达黎川3天后分派一个师进至上杭、西坪、下刘、东坪、照溪等地区，一个师至下桥、东塘、钟贤、龙安等地区，一个师至大深源、石沟圩、双田、荷田，一个师到横村、樟村、西域桥、桂上、桂下、木城、周坪；红三军以一个师布置于市山街、党口、东陂之线，以一个师布置于沿河上至白舍尧石三坑之线；军直属队及一个团布防于大排上、杨梅寨、三溪圩之线，总部移至西城桥待敌。

6月10日，红军各部按照总前委第七次会议部署进入预定区域后，当晚，总前委在康都召开第八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杨立三、郭化若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政治形势的估量、前委分工、筹款运输、政治动员、通信保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在分析目前政治形势的基础上，认为现在红军应该向北发展，才能促成两广出兵。两个月后，红军主力才到赣南，其余各军一个月后都应该派出少数兵力到新区域工作。同时，会议还决定将在20日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

6月20日至22日，总前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周以栗、袁国平、谭政、蔡政、蔡会文、龙普林、欧阳健、宋任穷、谢唯俊、古柏、郭化若及苏区中央局代表王稼祥共16人，由王稼祥、毛泽东、周以栗组成主席团。20日，会议听取了地方工作和部队的部署、训练、筹款、群众工作及敌情动向等情况汇报，毛泽东作了工作报告。他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争取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6月21日下午，召开主席团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主席团成员外，还有朱德、彭德怀、林彪、谢唯俊、谭震林、蔡会文和郭化若7人。会议研究部队的部署、干部任命和补充问题。会议决定，加强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在第二次反“围剿”缴获的武器中拨出一部分给地方游击队；将红35军改编为独立第3师，另组建独立第4、5、6师。

6月22日下午，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决定：兴办规模较大的红军学校，要求各部队、各地区组织好学员，准备好教材；兴办地方教导队，学习军事与筹款、群众工作并重，学员由各独立营、独立师选调。会议在讨论第三次反“围剿”战区选择问题时，分析了敌人进攻方向、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与会人员认为，在敌人多路进攻苏区的情况下，红军实行战略退却时，仍应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地区作为战场。会议决定，等红三军的两个师开往于都后，在红三军军委与赣南特委之上成立南路工作委员会，由陈毅任书记，以加强赣南的群众工作，布置好战场，成立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周以栗任书记，负责连城、石城、瑞金的工作，加强反“围剿”的准备。

6月22日，召开总前委第九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周以栗、王稼祥、蔡会文、耿凯和郭化若等10人出席，会议研究时局和行动方针，指出：蒋介石正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国民党军对新成立的广东军政府和与之对抗的广东军阀暂时取守势。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目前不再向抚州进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介石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

康都会议对开辟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红军队伍建设和争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红军反“围剿”的军事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文由市地名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