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伟

在丰衣足食的年代，关于饥饿的记忆是深刻的；在寒冷的腊月，关于温暖的记忆是难忘的。

这个腊月再次走进甜坑弄。下午的阳光似乎切合了这个主题，崇山峻岭间，艳阳高照，透过零零星星的红枫，猩红的温暖深入骨髓，如童年的记忆，如诸大妈慈祥的笑容一样和煦。

还是土坯房前，还是房前的空地上，还是空地上一条长凳、几把椅子，在村里唯一的住户——诸大妈家，我和友人像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回到了温馨依旧的老家，坦然而坐，喝茶，嗑瓜子，和老人一起，亲切地拉着家常，聊到那年腊月的那顿饭。

1976年的腊月，那年我才10岁，因“文革”期间父亲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尚未摘掉，曾经很有威望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早已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年关临近，家里连点肉腥味都没有。

那年头，谁家都不宽裕，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再也不好意思开口了，但年总得过啊。父亲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内心仿佛有太多的愧疚，压在胸口无法卸载。最终母亲做了一个无奈之举，吩咐比我大四岁的哥哥和我两人，把父亲早出晚归网来晒成的小鱼干拿到邻村——苦坑弄去卖，那里有二十来户人家，山多地多，相比而言生活较宽裕。

苦坑弄就是现在的甜坑弄，（1980年村庄所在地修水库后，全村搬迁到水库外，苦坑弄才改叫甜坑弄，诸大妈家因地势较高未搬迁）虽说是邻村，但要翻过一座大山，唯一的羊肠山道在山间呈“之”字形盘桓迂回，崎岖、蜿蜒。

临行，母亲交给我们每人一根木棍，千叮咛万嘱咐：山上路滑，当拐杖用；如果碰到野狗，你们就使劲打；饿了就到苦坑弄诸大妈家吃口热饭，告诉她你们是老徐家的孩子。

那时，我和哥哥将信将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会给你饭吃呢？谁家都缺粮食，哪家不为吃饭犯愁呢？是啊，那年月，谁家的口粮不是计划着吃的，谁家没有个寅吃卯粮的担忧？

山路很滑，为了极力保护好篮子里的鱼干，我和哥哥曾滑倒多次，到达苦坑弄时，已近中午。大雪纷飞，簌簌地落在头上、肩膀上，寒风打着漩涡直往我俩单薄的破棉袄里钻，全身上下都蒙上了一层雪，破旧的雨鞋渗透了水。我和哥哥抬着篮子，挨家挨户叫卖，但很少有人问津。

村子不大，山野白茫茫一片，厚厚的雪沉沉地覆盖了陈旧的屋顶，几栋黄色的土坯房，安静地罩在风雪之中，几缕炊烟袅娜地从盖着一块破锅的烟囱里飘出，让冬天寒冷的世界稍有生气。沿着炊烟的记忆，我们能惯性地想到喷香的白米饭、新鲜的白菜和香甜的萝卜，如果想象再丰富些，我们还可以凭借最深层的记忆回味油滋滋的肉和鲜美无比的鱼，这是童年最美的幻想，更何况是在天寒地冻饥寒交迫的一个陌生村庄。

然而，虽然又冷又饿，唐突地跑到一个陌生人家去吃饭，跟要饭有何区别？虽然那时不懂什么叫“自尊心”，但死要“面子”是天性啊！哥哥和我谁都不想开口打听诸大妈家。

一两鱼干都没有卖出去。想想家人的期待、父亲的叹息和母亲的叮嘱，内心的焦虑，让人有些绝望。

在一个陌生人家的屋檐下，哥哥和我像失散亲人的孩子一样，捂着肚子，孤零零地蜷缩在一个避风的角落里，眼巴巴地望着漫天大雪继续覆盖着眼前的山沟沟。

午时已过，饱餐后的村子，似乎热闹了起来，相互串门的大爷、大妈、调皮嬉戏的孩子、下午给牛放水添饲料的男人，都从暖烘烘的屋子里走了出来，但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卖鱼干的孩子，还蹲在墙角忍饥挨饿。

我们羞赧地低着头，躲避来来往往异样的眼神。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想到喷香的饭菜、温暖的火炉，内心承受痛苦的底线在难捱的时光里还是被突破，脆弱的坚强和单薄的自尊最终决堤了。

打听到诸大妈家时，他们全家都已吃过午饭。

哥哥和我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上前搭讪。诸大妈见两个陌生的孩子，推推搡搡，欲言又止的样子，便和蔼地走上前来询问。哥哥结结巴巴地报上父亲的名字，并说明来意。

诸大妈爽朗地笑了，摸摸我的头，“傻孩子，怎么不早说啊！”她一边吩咐丈夫生火热饭热菜，一边给我们倒热开水。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诸大妈笑着说：“别噎着，慢慢吃，卖鱼干的事我会想办法的。”

趁我们吃饭的时候，诸大妈出去了一趟，不一会儿就带来了一帮邻居大妈，你半斤，我八两的就把我们带来的一篮子鱼干给分了。接过大妈手里一大把零零碎碎的钞票，哥哥和我激动不知怎么表达谢意。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四十年过去，记忆里最美好的一顿饭，就是诸大妈家的那一碗热白米饭、半盘萝卜、半钵白菜煮芋头。

诸大妈老了，已近80岁，所幸的是她依然健朗、健谈、记忆清晰。“你从小就很乖，所以才会有出息啊！难得你一直记得我，经常来看我，是我的福气啊！”大妈的骄傲、幸福溢于言表，仿佛我就是她的孩子，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她最大的欣慰。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能有什么回报？一个工薪阶层，我给不了她物质上的帮助，给不了儿子对母亲般的孝顺和情感的寄托，最好的表达方式也许仅仅是在内心深处记得。

记得那年腊月的一饭之恩，记得她的善良和淳朴，记得她的热情和博爱，记得常来甜坑弄看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