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君

老邻居乔迁，抖出了几枚四十年前大队（社区）文宣队表演的旧照，激活了青春闪烁的那段往事。

一栋坐北朝南、彰显着赣东北农村风味的“人字型”土木结构瓦屋，伸展出帽檐一般的大屋檐。一个简陋的大队部戏台子，就是从屋檐圆木柱子下用水泥铺砌出来，前沿呈弧形，立面铸有饱满的水泥字。瓦屋北面，两棵高出屋顶的大香樟，常年不知疲倦地为房子和戏台子当着绿色陪衬，平添了别样的乡村风光。

趁着暮色的撒网，醒来的星星开始上线。戏台子两侧柱子上橘黄的灯光，喷洒在每个人的脸上，也把罩下来的夜幕，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阵阵激悦、铿锵鼓点的嘎然打住，“向前、向前，奔向胜利的一九八0年”的“戏眼”台词，带着穿透的声浪回荡在耳边。旋即，一幅宛如雕塑的集体造型，定格在舞台的左前方。十多个血气方刚的男女演员，她们的视线，汇聚成一条向东的光束。前倾的身姿、劲爆的动作、刚猛的亮相、收割了台下所有观众的目光，也凝结了他们奋发的表情。

这是家乡——汪家园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为全体社员（居民）和大队作汇报演出。刚才“钢架造型”就是“锣鼓词”说唱类节目结束时的一个特写。三天后，这个队将与茅家岭公社（街道）的文宣队一起，代表郊区的文宣队，去参加市里将在中心广场司令台举行的文艺公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殊产物，是农村、工厂、学校等都要成立文宣队。公社、大队都应势而为，纷纷组织了非常活跃的文宣队，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火热的标记。

公社与大队是不同的层级，各自文宣队的水平当然有高下之分。茅家岭队在全市是“大牌级别”，与他们同台竞艺是荣耀更是挑战。但是，我们队就是不甘人后。心目中的定位：以大牌队为标杆、从追跑开始，冲刺并跑目标。

那是一九七五年，自己高中毕业后，被吸收到家乡的文宣队。主创节目、钢板刻印、组织管理是三项规定动作。家乡队4年前就完成组建，在大队序列中算是小有名气。社员中十多个青春靓丽的优秀男女，被大队选调而走到一起。一批吹拉弹唱的“民间小艺人”不论年纪大小，都成了乐手和歌手。不久，又有进驻大队的工作组组员，也加盟为队员。

我们编演节目，都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思想领先。一方面是我们成熟的早，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尖端要求。用现在流行的“高大上”来解释当时的思想觉悟，一点也不过分。格调高昂、力拔山河是每一次、每一场演出的特色。

“枪杆词”——《时刻准备着》最煽情，“硬核”的艺术风格，都把每一场演出推向高潮。以十六个全副武装的基干民兵这样的大阵仗出场。那时的社会气氛是时刻警惕，那时的典型做法是全民武装。演员们有着“亦民亦兵”的身份，每个人的家中都保有公社武装部配发的枪支，派给我的还是新式冲锋枪。如果基干民兵年度训练开始，我们就放下农具和道具奔赴吉阳山的训练靶场，有排练和演出任务，就立马聚合在演艺场。

我们表演的这个“枪杆词”，统一穿戴军装军帽。手中紧握的“道具枪”，是依照全自动新式步枪实打实的比例做出来，与解放军手上的真家伙完全一样。男女的表演整齐划一、动作得法、枪刺闪闪、杀声震天。别提那庄重的氛围、那刚劲的感染。

接“地气”是现在爆棚的提法和做法。其实，四十年前，我们就讲究群众性。大家本来就是泥腿子，是菜农出身，目的是坐实城区的“菜篮子”，所以，清楚群众的喜闻乐见。更多的是采用表演唱的手法，把老百姓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搬上舞台。《爷孙俩》、《冬梅行医》等双人对口表演就非常叫座。特别是《冬梅行医》以本地的赤脚医生为原型，展演她行医接生、精益求精的风采。“冬梅身背小药箱，走村串户为老乡。银针一扎手一摸，医到病人会唱歌”。脑海中，这些台词，虽然经风沐雨几十年，但还是张口就来。

追求艺术性，是在得到天机后，才敢想象的境界。碰巧，那年头，地、市两级采茶剧团、越剧团、歌舞剧团的演职人员，统统被分散下放各地，做农村文艺的指导老师，下派到家乡的先后有6名。这些“空降”的“大碗艺人”做了我们的幕后英雄。他们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不吝赐教，培养了一批文艺新秀，也提升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整体实力。四位美女演员，并列为四朵“队花”，两位“金刚”并列为“队草”，她们不一般的表演天赋，成了公认的“台柱”。

本来，我们队的演出仅仅局限在“词、唱”的类别，如三句半、对口词、独唱、合唱等。后来，有情节的表演唱，舞剧、歌剧、话剧三种高难度的表演剧种也出现在戏台上。波澜起伏的话剧——《信江波》非常有戏，是一个以民兵为主角巧抓特务的剧本。观众的情感，随着细节、情节的铺展，或紧锁或放松，机警的民兵形象走进了社员的心怀。

春华秋实，是自然法则。汪家园队也如同秋天的枫叶，发红发亮了。我们队多次代表公社参加地、市调演，获综合奖和单个奖二十余次。别说大队一级的文宣队，就是公社级别的也感到身后有追兵，不得不向我们投以羡慕的眼光。我们队也谦虚地与他们联演互动、交流演艺。

荣誉的背后，队员们就是十余年汗水和奉献的输送。丢开家人家事不说，哪怕是“白加黑”地排练和演出，队员们也只能从哪个生产队来回到哪个队去记一天的工分。女队员每天能记的都在5分以内。男队员从5分到9分不等。要知道，积攒一个工分也就是一毛钱上下。即便是最高的9分，一天所得只有一块多钱。名声做大后，文宣队还常常接到指令外出巡演。去巡演，不要说吃上当地的一顿饭，经常是连夜宵也沾不到边。还要自扛道具，徒步来回。好在我们年轻，一双腿脚，可以接纳路的长度；一副身板，可以承受生活的难度。

快乐的记忆也是有的。最开心、最享受的是到部队去慰问演出。我们这个地方驻扎了很多部队，团级建制机构就有十多个。部队会安排军车接送，就是那种淡绿色的敞篷大卡车。无论坐驾驶室，还是站车厢，队员都感到兴奋无比。在那个年代，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就显得豪华。坐一次拖拉机也会激动一天。遇到客气的部队，总是把我们先接到军营参观，后吃晚饭，再正式开锣。吃不上晚饭的，也有馒头、花卷、面条之类的夜宵。说实话，在演出地不管是吃夜宵，还是用晚餐，对我们来说都是高贵的“大餐”。

芳华留不住，岁月已白头。回望过往舞台上的多年时光，激动、甜美、怀恋都是内心世界的“存量元素”。那年那月那些事，为乡里乡村丰富了文化生活，也生产了快乐，并提供了精神的鼓励和凝铸。同时，节目的编排，演出的完成，也是净化自我、洗涤思想的过程。队员中，有六人借调到文化站、上级剧团和宣传部门。更多的则成为大队干部。不得不说，那是人生路上成长成熟成才的始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