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潇琼

离开家乡快三十个年头了，我对老冰糖的记忆虽然沉淀在遥远的童年时代，但依然清晰如初。

我的大部分童年时光是在外公外婆身边度过的，脑子里最早有了老冰糖的记忆，约莫在我懵懵懂懂的四、五岁时。有一天父亲过来看我，带了两提老冰糖，当天外婆就用老冰糖炖香菇“犒劳”体质消瘦的我。

外婆双手麻利地解开细细的麻绳，包装老冰糖的荷叶很自然地舒展开来，一团白色与淡黄色相间的晶体呈现眼前，方方块块，形状不一，或大或小，棱角分明，煞是诱人。顷刻，一股甜润的气息夹杂着荷叶的芬芳直扑鼻孔，继而弥漫在屋子里。

看着我垂涎欲滴的样子，外婆用调羹挑上一小块老冰糖塞进我的小嘴里，叫我含吮品尝，可没含上几分钟，我就忍不住“嘎吱嘎吱”地咬碎嚼完了，感到比含着吃过瘾多了。

不一会儿，外婆端上热气腾腾的老冰糖炖香菇，和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趴在小凳子上“吧唧吧唧”地吃得一干二净。也许我之前吃过回忆不起来，那次老冰糖炖香菇的最大特点就是香甜交加，沁人心脾，这种香与甜的味儿至今仿佛还残留在我的嘴角。

在计划经济时期，很多食品、用品都是限量供应，凭票购买。当年父亲在粮管所工作，是村子里屈指可数的“吃公家饭”的人，单位会定期发些糖票、肉票、布票等票证，而父亲的糖票大都买了老冰糖，印象中是九角钱左右一市斤，比白糖的价格贵一半。父亲还会通过熟人找合作社弄到一些糖票送给左邻右舍，此举颇受村里人称道。

父亲比较喜欢吃零食，每次周末回家都会带些好吃的回来，而老冰糖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周六下午五、六点钟，便成了我翘首以盼的时刻。我在村口的石桥上盯着父亲骑车的身影穿过村前的古枫渐行渐近，还有那挂在“永久”牌自行车扶手上的盒装老冰糖，心里头总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劲儿。

父亲爱吃老冰糖的习惯，也“遗传”给了我们兄弟姐妹。

记得童年的夏天特别炎热，喝冰糖水成了降温消暑的好法子。那时虽然没有冰箱，但家乡夏天的井水特别清凉。父母通常会在我们晚饭后乘凉时，到村子里头挑回井水勾兑好两大碗冰糖水，并浮浸在大水桶中保持清凉。夜间一旦热醒了，我们经常梦呓般地嘀咕要喝冰糖水，父亲就会及时端过来逐个扶起喝上几口，那凉爽的感觉、甜润的味道简直渗到心窝子了，然后我们又倒头酣睡。

除了清凉的冰糖水，母亲还会变着花样做一些老冰糖炖白木耳、老冰糖煮土鸡蛋、老冰糖拌凉薯粉、老冰糖浸桔子瓣等，都是我和兄弟姐妹最爱吃的“盛宴”。常听父母讲，这老冰糖做的东西啊，润肺和胃，止咳化痰。

小时候姊妹六个，我的体质是最瘦弱的，因此在吃的方面常得到父亲“宠爱”，而用老冰糖做的食物便是赐予我的“补品”。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的一次“打摆子”，浑身发冷又厌食，让父母煞是心急、犯愁。迷迷糊糊中我喃喃地说想吃冰糖炖的东西，母亲立即从鸡窝里抓了几枚热乎乎的鸡蛋，用老冰糖炖了起来。

煮热溶化后的老冰糖汁液依然清澈，一阵一阵泛起袅袅轻烟、缕缕浓香，七分熟的鸡蛋绽放出诱人的姿态，蛋黄和蛋白在冰糖汁的衬托下格外分明、耀眼，看着就勾起我的食欲。这“补品”是柴火做的，特别好吃，虽然不能治病，但让我食之有味，打起精神战胜病魔。

对农家的孩子来说，老冰糖固然是好东西，还常常成为父母给予我们的“奖赏”。记得每到晚稻收割过后，哥姐就会带着我去拾稻穗，并传母亲的话，拾完稻穗回家“奖”吃冰糖。

在我们劳动回家后，母亲习惯于用塑料袋或荷叶包好大块的老冰糖，再用菜刀背轻重有致地敲击，直至裂出大大小小便于分食的糖块。每次我都顾不得揩掉额头的汗渍和嘴角的口水，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手起刀落，急切地等待那份奖赏的美味和咀嚼的幸福，很简单却很满足。

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县城读中学直至参军，在父母身边少了，老冰糖吃得少了，再后来吃到的也不再是童年时代的那种特甜特脆特爽的味道。

今年7月上旬，我突发高烧，病得不轻，一连几天处于昏沉乏力的状态，胀痛的脑子里时而掠过童年生病时吃老冰糖的情景。母亲得知后，电话里叮嘱我试着喝些老冰糖水，清清热、降降烧。妻子到街头巷尾的超市和小店找了好一阵子，可哪儿也买不到小时候那种味道的老冰糖。

光阴荏苒，带走许多久居他乡与守望乡愁的美好缱绻，但带不走我对老冰糖的深刻记忆。这记忆、那味道，慢慢凝聚成宛如老冰糖一样坚韧、坚实的情结，定格在难以忘怀的童年时光，浸润着真挚无私的父爱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