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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是个忠孝贤达、儒教发达、耕读传家、文风绵长的地区。自古人才辈出，涌现了一大批仕宦官吏，他们的功业盛德，是饶信大地城乡治理的坚实根基；他们的文章盛名，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发扬和光大。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忠君报国的模范。

上饶历代共出宰相二十三人。弋阳的陈康伯、鄱阳的洪适、余干的赵汝愚、铅山的费宏、信州的夏言等人为正宰相，德兴的童发、张焘、上饶的余尧弼、鄱阳的洪遵、广丰的施师点、余干的刘伯正、上饶的郑以伟等人为副宰相。这些宰相、副宰相的当世作为及其历史评价，都是比较好的。

陈康伯（1097—1165年），字长卿，谥号文恭。他与秦桧为国子监同学，因鄙视秦桧的为人，秦桧任宰相时，他拒绝与其交往，以清正廉明立朝。秦桧死后，他先任右丞相，后任左丞相，两次亲赴前线，指挥宋军击退金兵进攻。金兵南侵时，许多大臣心生恐惧，纷纷将家眷迁出京城，仓皇逃命，唯独陈康伯却将家眷从弋阳迁到京城临安，还将宵禁和关闭城门的时间缩短，使人心大定，京城得以稳定。陈康伯因病出朝后，金兵又来侵扰，孝宗亲笔写信请他出山退敌。他不顾病体回朝，一到临安，金兵便不敢贸然进兵。陈康伯由子婿扶持上朝，议事时，痰疾复发，退朝至家即逝世，可谓忠心报国，恪尽职守。

赵汝愚（1140—1196年），字子直，系宋代宗室，英宗兄弟之后。他胸怀大志，致力兴国。在国家危难时刻，宰臣尽皆遁逃，唯他一人，独撑朝政，安葬孝宗，安置光宗，扶立宁宗，使朝野安定，波澜不兴。他胸怀坦荡，对权臣韩侂胄缺乏警惕，遭其暗算，被贬往湖南永州安置时，在衡阳暴卒，赠谥号忠定。

费宏（1468—1535年），谥号文宪。二十岁中状元，才华出众。明武宗、世宗时，曾三次入内阁，两次任首辅，三起三落，经历了“宸濠之乱”和“大礼议之争”两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得以保全性命与清誉，实属不易。

夏言（1482—1548年），曾任信州知府。夏言曾四任首辅，四次罢相，最后被杀。他正直敢言，政绩显著，善撰青词，但缺乏警惕，被他信任提拔的严嵩所害。

洪适（1117年—1184年），字景伯，又字温伯、景温，号盘州，洪晧长子。因晚年居住老家饶州盘州，故又自号盘州老人。因其父而入仕途。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与弟洪遵同中博学宏词科，洪遵第一状元，洪适第二榜眼。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官至右丞相。封太师、魏国公，食邑五千户，实封二千六百户，卒谥文惠。周必大所撰《宋宰相赠太师魏国文惠公神道碑铭》：“公器业早成，与人诚实，无浮礼，文华天赋，济以力学，步骤经史，新奇富赡，兄弟鼎立，自成一家。”许及之所撰《宋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赠特进洪公（适）行状》，洪适与弟弟洪遵、洪迈皆以文学负盛名，有“鄱阳英气钟三秀”之称。三洪同朝并为台辅世所罕见。同时，他在金石学方面造诣颇深，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四十八岁登丞相位。

古代上饶不仅宰相多，尚书也多。上述十三名正副宰相，一般都兼任尚书职衔。此外，南宋玉山人汪应辰曾任吏部尚书，元代婺源人汪泽民曾任礼部尚书。明代尚书最多：德兴人孙原贞曾任兵部尚书，铅山人费寀曾任吏部尚书，余干人李颐曾任兵部尚书，婺源人余懋衡曾任吏部尚书。信州人杨时乔，历任工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南尚宝丞、南太仆丞、尚宝卿、南京太常卿、吏部左侍郎，为官清正廉洁。曾代理主持吏部主事，过世后，被朝廷追认为吏部尚书。市内“天官第”，即杨时乔的府第，因吏部尚书称“天官”的缘故。

如果再往前追溯，还有秦番令吴芮，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后裔，后为汉长沙王，是江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位居江西十大名人之首；东晋时鄱阳人陶侃，曾任大司马兼八州刺史；北宋张叔夜曾任签书枢密院事。

我在研究饶信文化时发现，上饶的这些仕宦官员，口碑都比较好，其共同点为：

第一，家风、门风较好。就是说，他们成长的精神环境比较好。家风是仕宦官吏的精神旗帜，标志着高贵的血统和风雅的传承，更是其门风不坠、宗脉永隆的动力源泉。

第二，不少官员都继承了家学。家学，即家族世代相传之学，包括学术、医道、文学、艺术等，是家族的文化修养。上饶的仕宦们，大多有耕读传家、因仕宦发达的历史。父子兄弟间自相师友，以训导灌输的长期教育和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对家族后代的学术方向、知识积累等发生重要作用。做得最好的，当属鄱阳的“一门四洪”，全都有词科的学习背景，全都是著作等身的官员。

第三，都有着相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价值取向。像婺源县县官以上的官员有好几百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孝悌笃行，家庭和睦；仁德忠厚、诚实守信；敦睦乡里，乐善好施；刻苦自励，贯通诸经；吟诗著文，致用天下。

第四，他们多产生于社会中下层，靠科举起家，重视家族文化的继承和对后代的教育，恪守儒家宗法观念和为人处世、治国忠孝之道。

第五，上饶的仕宦官吏在地方上都有强大影响力，不少人长年在朝廷为官，但能心系故里，关心家乡公益事业，并且依靠财力提高家族的威望。大灾之年，多能广散家财，赈济灾民；战乱之时，又能团聚乡邻，武装自保；平时组织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兴办学校及慈善机构，在广维人缘、赢得民心的同时，也为其家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我始终认为，上饶古代的仕宦们，既是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是当时饶信地域文化的创造者、体现者和传承者。传承仕宦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自然是弘扬传承饶信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建议：

首先，细心呵护、深入研究饶信文化中的仕宦文化，融会新意，为当今的教育充盈健康美丽的灵魂，浇灌醇厚鲜活的甘霖。

其次，加快整理上饶仕宦家族重视子女教育和家学、家风传承，用家规家训鞭策晚辈，通过教育保证家族长期兴旺发达、人才辈出的史料，以此教育今人、激励后人。上饶仕宦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元素早已超越时代的界限，依然是今日通行之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如对国家忠诚，为官清正廉洁、正直敢言、不畏权势、体恤百姓、服务社会，为人正直善良、重义轻利、勤劳节俭、乐善好施等观念，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其中的父慈子孝、邻里和睦、济贫救孤、关心乡梓等，对于今天大美上饶建设也有现实意义。

再次，上饶的仕宦家族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其文化中有许多糟粕，如维护封建伦理观、等级观，强调族权，主张男尊女卑，信奉封建迷信等落后思想应予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