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华

想起父亲，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那天，午睡醒来，又有虚无感。睁开眼，看到一朵毛茸茸的柳絮，慢慢悠悠漂浮在床的上方。我高高住在二十八楼，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我与它相互遇见？坐起来，伸出右手去捕捉，在我抓住的那一瞬，柳絮突然转了个身，逃逸而出，又悠悠地漂浮着，像个顽童。

其时，阳光开在玻璃窗外，楼下传来丰溪河赛龙舟的密集鼓点和人群的嘈杂声。我仿佛被这尘世的喧嚣托举在半空，孤独得如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干脆，又躺下了，看柳絮怎么在斗室间浮荡。柳絮是杨柳树的种子，看似轻柔，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体，当条件具备时，它勃发的力量大到能冲破最坚固的阻挡。记得小时候，在老家的水缸边，发现了一株长着两片叶子的青苗，青苗张开的叶子像两支小小的手掌。一缕灰尘飞舞的阳光从瓦缝间冲下来，落在水缸边上潮湿的黑土。那青苗的叶子在阳光的映衬下，嫩得接近于透明。似乎倘若阳光直射到它，就会把它融化了似的。我讶异中带着惊喜。父亲却对我说：这是一棵芋头苗，是落到这里的一个芋头长出来的。屋里没有阳光，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死掉。我听了父亲的“科普”，竟有了些莫名的感伤。许是从那时起吧，因了这棵孤零零的芋头苗，才留意到屋外的广阔，留意到那些随处可见的植物。植物们或高大茂盛、或矮小青翠，但都荣枯有序，旺盛的生命力代代相传、从未消失。我央求父亲把它移栽到屋后的空地上。那时父亲很年轻，也很忙。白天一般都不在家，回家吃了晚饭，有时他也要干活到深夜。不过，他答应了我。我知道，只要他答应了的事，都会做到。那天夜晚，父亲干完活后，让我端着煤油灯，他拿着一把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把芋头苗连土一起铲出来。他在铲的时候，捏着铲子的手筋脉凸了出来，手臂上的肌肉鼓了起来。头微微向左偏着，舌尖在上嘴唇上来回摩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做一件很精细很重要的事时，往往都是这样的神态。那时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芋头苗上了。芋头苗在父亲粗糙的手掌里，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中，依旧精神抖擞地挺立着。我和父亲把它种在了泥土宽厚的后院。后院的空中布满了星星，月牙儿挂在后院一棵健硕的梧桐树梢上。夜风吹了过来，树叶沙沙作响。

父亲说：这下好了，风吹雨打太阳晒，它就能长出芋头了。人也是一样的。有那么一天，我忽然就明白了父亲这句话的意思。

十五岁那年，我要离开家三年，去到一百公里外的地方求学。那时，在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看来，三年，一百公里，将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距离啊。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就着手准备我的行李，他花了好多天的功夫，亲手为我做了一个大木箱子。又把箱子架在后院，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打磨、上漆。又利用工作之便，做了一只白亮亮的不锈钢提手，装在木箱子上。这只崭新的漂亮的木箱子里，收纳着家里为我准备的蚊帐，大舅舅扯的布，请裁缝师傅量身为我做的裤子（听母亲说裤子的布料是当时最好的），叔叔和小姨送来的搪瓷碗、牙膏、牙刷，还有我要带去书和本子。装满东西的木箱子被父亲慎重地放在里间的大衣柜里。出发那天，父亲肩上的扁担一头挑着箱子，另一头挑着一个大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被子等等。我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跟在父亲的身后，从家里走到汽车站。坐班车，上火车，一直到学校。父亲在我的寝室里，把床铺铺好，再把其他什么的都安顿好了后，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回去上班。我陪他走到校门口，看他上了车。车里挤满了人，父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风吹动他凌乱的头发。他朝我摆着手，意思是要我回学校里去。我没有回，一直站在那儿。班车载着父亲离去，陌生人从我身边来来去去，陌生的阳光照亮了陌生的风景。不知道为什么，我恍然觉得自己就是家里的那株芋头苗，那株被父亲从水缸边移栽到后院的芋头苗。

后来，在风吹雨打太阳晒的岁月里，父亲给我这株芋头苗浇过水松过土。可是，中年的父亲，在我最需要他的那年，却撒手走了。我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最放心的是我。听到他这么评价我时，我的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以前，只要我对他说还好，他都能点破还好里面的不好。可是这次，父亲居然没有看出我表面的平静里，掩藏着的惶恐和无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晚期癌痛痛得失去了判断力，还是他故意要激起我的信心，让我接替他挑起家庭的重担，照顾多病的母亲和三个弟弟。2000年，父亲遽然的离去，如一座高耸的山峰，在我的面前轰然坍塌。

那朵杨柳树的种子，依旧在房间漂浮。我起身用手小心地把它托住，然后收拢手指握成一个空拳。种子，在我的拳心里。我把拳伸到窗外，松开手指，张嘴吹起，轻轻一送，柳絮就随着风，飘去窗外的广阔。我想，如果我的父亲还在，看到了这朵柳絮，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的。

房间里没有厚土，没有风雨，也没有足够的阳光。不能生根，不能发芽，更不能长成大树。一粒种子，就该去到它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