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升，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荆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现供职于荆门晚报。

1982年开始写诗，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在《湖北日报》《长江文艺》《飞天》《诗歌报》《诗人》《当代诗歌》《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诗选刊》《汉诗》等报刊发表诗歌作品300余首。著有个人诗集《星座》《曾经，才会永远》《感动荆门》《乐句》和文化随笔集《方言——荆楚地域文化访谈录》。2002年开始创作城市系列舞台朗诵作品。

毫不讳言，我是那个时候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荆门漳河却集人，从江陵中师毕业后，被分配到潜江工作，先后担任潜江县幼儿园园长、公社妇女主任、小学校长。在荆门县委供职的父亲追随爱情，也调到了潜江某镇粮管所工作。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父母工作的小镇。我在10岁前，每年生日，母亲都要送我两件礼物：一盒“红双喜”牌乒乓球和一本书。在乡镇学校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球，乒乓球是易损品，如果裂了口，要用医用胶布粘贴，如果瘪了，就要用开水泡圆。母亲一次就送我5粒乒乓球，引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除了喜欢打乒乓球，我最爱读“娃娃书”，只要供销社文具柜台到了新的“娃娃书”，作为学生家长的营业员都要请孩子带口信给母亲，让我去买。《敌后武工队》《地道战》《地雷战》……凡是供销社卖的“娃娃书”我都买回来。因为我母亲是“官”，是小学副校长，父母拿的是“双工资”，我生下来就是“吃商品粮”的，家庭条件相对富裕。于是，我经常在小伙伴中炫耀：我的“娃娃书”，全镇第一多！

10岁以后，我过生日时，母亲不会送我“娃娃书”了，一般都送难以买到的名著。记得那次母亲送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用牛皮纸将书包上，上面用笨拙的美术字写上了书名。母亲看过后，给我指出了两个错别字。原来，我将“钢”写成了“纲”，将“炼”写成了“练”。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金句，比如保尔·柯察金的“人的一生就应这样度过，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当我们老的时候能够骄傲地说，我们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最壮丽最伟大的事业——共产主义！”母亲要求我会朗读、会背诵。这一段，我还经常在作文中引用。可是，有一段我一直不敢对别人提起，就是保尔与冬妮娅去河边钓鱼时，保尔亲吻了冬妮娅那一段，看得我“胆战心惊”。

“娃娃书”是我读书的启蒙书，是“娃娃书”培养了我的读书兴趣。在我的青年时代，时兴读名著。因为虚荣，也是为了积攒谈资，我读了一些世界名著，如《茶花女》《悲惨世界》《汤姆叔叔的小屋》《红与黑》《红字》等。有时，为追求读书数量，还读了很多缩印本。那时读书，总是囫囵吞枣，更关注故事情节，忽略了书中“语言”的魅力。

在我看来，读书分几种人：一种人读书是为了消遣时光，正如现代人喜欢追剧一样，从书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心系书中人物的命运，为他们而喜怒哀乐；一种人读书是职业的要求，读知识性、专业性强的书，实在是“无奈”之选；一种人读书是为了写作，读文学类的书籍，开阔文学视野，学习写作技巧，我应该算作最后一种人。我从年轻的时候起，读的大部分书与诗歌相关。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是我写诗的启蒙教材；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每年出版的《青年诗选》，是我“追书”的范本；专业性的诗歌刊物，也算是书的一种，《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杂志，我连续多年订阅。2003年，我有幸成为一名记者、文学编辑，读书、写作是我的爱好，也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在这十几年里，我从未放弃过读书、写作，小说、散文、诗歌，广泛涉猎，始终保持对“语感”的亲近，以调整我对汉语的“灵敏度”。我常常对朋友说：“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与他的业余爱好一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背后的潜台词是想告诉我的朋友们：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给予我幸福的，是读书。因为读书，激发了我的创作潜能，给了我在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饭碗”。从书中，我学习到了文学前辈和文学大师们留下的宝贵创作经验；从书中，我体会到了阅读的快感；从书中，我获得了自信：别人能这样表达，我也有能力表达得更好。几十年不间断地阅读和业余创作，我的作品有诗歌、散文、舞台朗诵诗、歌词、演讲稿、电视宣传片脚本、各类舞台表演节目，出版了几部文学作品集。我把文学上的功力用在写新闻通讯上，新闻作品曾获全国“赵超构新闻奖”一等奖。通过读书，我有了自信，有了当“作家”的小小虚荣心，有了一定的名气，有了创作的稿酬。读书，最大的收获是使人变得善良、睿智，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和满足。

在我的读书、写作生涯中，也有缺憾。一是没有趁年轻记忆力好的时候多读书、读好书；二是读书太讲究实用性，太过功利心，错过了阅读“杂书”的机会；三是没有静下心来享受“纯粹读书”的快乐。当“读书”这件事，成了社会提倡、推动的活动，成了通过设立“读书日”来鼓励的事，我感到了一丝悲哀。读书，应该成为人们自觉的风尚，应该成为自我内心获得满足的途径。

父亲早已远去，母亲正在安享晚年，我“官二代”的身份已成为过去。现在，我有专门的书房，花“重金”2万多元购置的两组柏木书柜，占据了两面墙，藏书达数万册。当我坐拥书海，抑或随手翻开书页，抑或闭目思考，我仍感到我还是当初的那个“富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