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响、妇孺皆知的法官，非北宋的包公莫属了。尤其是近些年通过《包青天》《少年包青天》等众多影视剧的渲染，包公更是成了一位既擅长刑侦，又精于审判的全才。所以胡适就曾经慨叹，包拯是最有福气的人，后人把历史上所有的智破奇案的故事都堆到了他的头上。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在人间”，这两句歌词也曾风靡一时，实际上据史书上的记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知府。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为右谏议大夫。他总共只当了一年半的开封知府。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史书上没有提到他处理过什么案件。《包拯传》中提到，他处理过一件“割牛舌案”。可见，历史上的包公与小说、戏曲中的包公之间，差别就太大了。历史上的包公并不是一个法官，而是一个谏官。

包公以法官的形象在民间影响巨大，主要得力于民间流行的说唱、小说（主要有《包公案》《三侠五义》等）和戏曲。一般人心目中的包公形象十之八九来自《铡美案》之类的包公戏。包公在民间持久而广大的影响，自然有其更深刻的根源。在古代社会里，生活于专制体制之下的百姓，只能将司法公正的希望寄托在清官与鬼神身上。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来的观点。后人用道德的眼光来看民间传说中的包公，看到的是惩恶扬善、除暴安良、铁面无私、疾恶如仇。尤其佩服他的，还有他那一股子犟劲：惩恶不避权贵，哪怕他是皇亲国戚。但是，一旦抛开传统道德的目光，抛开包公那高尚纯正的动机，用法律的目光去审视一下包大人的司法实践，就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他办案时秉承的其实全是“人治”理念。

众所周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包公案》等公案小说中的包公办案，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往往是证据尚未到手，蛛丝马迹尚未澄清，被告一提上来，包大人察言观色，便已暗暗下了结论:“见他凶眉恶眼，知是不良之辈”，“此妇听她言语，必非善良”。这岂不是先入为主的主观之论吗?

包公破案，最重审讯这一环节：证据充分不充分，并不重要。他偶尔也微服私访，收集人证物证，但这类事大多假手于他帐下的展昭和公孙策等人。包公的长处是在审讯过程中，频频发动心理攻势，有点像当代知名记者易立竞，采用疾风骤雨般的发问，穷追猛打，打乱对方的阵脚，抓住对方的破绽，取得案情的突破。

对于经验丰富的罪犯，仅仅虚声恫吓是不够的。所以，包公又常常要动用刑罚来弥补。包公审问犯人，动不动就要“大刑伺候”。至于打嘴巴、打板子，更是家常便饭。犯人赵大“横了心再也不招”，“包公一时动怒，

请了大刑，用夹棍套了两腿，问时仍然不招”。包公技穷，一声断喝，说了一个“收”字，不想赵大不禁夹，就受刑而死了。从今天的目光去看，包公常用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包公不但时常求助于棍棒，还经常乞灵于鬼神。《包公案》一书收罗包公破案故事(大多为他人破案故事的改编)一百则，其中冤魂托梦、旋风引路、鬼神显灵者，居十之六七。

棍棒、鬼神之外，包公还经常使用引诱欺骗与其他非法的手段来收集证据。张有道被人谋杀案，包公为了骗取被告尤狗儿的口供，便对他说:“你不过是受人差遣，身不由己，干了坏事，只要从实招来，自有我包大人替你做主，出脱你的罪名。”尤狗儿虽然并非良善之徒，却自有天真之处。他见包大人和颜悦色地和他说话，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就痛痛快快地将内情和盘托出。结果自然是大上其当，判了个“绞监候”，还是活不成。由此可见，包公审讯，能唬就唬，能哄就哄，能骗就骗，三招不灵，那就不客气，大刑伺候！一部

《包公案》和一部《三侠五义》，记下很多包公逼供的案例。

在小说的作者和小说中的包公看来，只要目的纯正、动机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他的手下人居然敢于从御库中盗出九龙珍珠冠，偷偷地放在霸王庄马强的家里。用这种栽赃诬陷的方法来打倒马强的叔父，即朝中的总管马朝贤。诡称马朝贤盗出九龙珍珠冠，通过马强，转送图谋不轨的襄阳王。虽然襄阳王、马朝贤、马强等人也不是什么正面角色。

综上所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中的包大人铁面无私，确实值得赞扬，但是他的所谓“法治”是万万学不得的。人们只看到他的惩恶扬善，只道他执法如山，哪知道他法制观念却也很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