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曾慨叹“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地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写的爱情诗本来就少，即使有几篇，又往往说成是寄托身世之作。比如，人们读陶渊明的诗文，总觉得他是浑身静穆、孤高傲世的靖节先生。陶渊明的诗风以冲淡著称，即使偶尔有“荆轲舞干槭”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句子，总是不失讽喻之义。但读他的《闲情赋》，却俨然是位热血的美少年、执著的多情种。闲情一赋，虽云“闲”情，实际内容却与其往日风格大不相符。梁启超曾说这篇赋“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所以几乎被人疑为伪作。其实，这也许正是五柳先生的另一面。

陶渊明在其《闲情赋》中，为了追求他心爱的女人，“愿在衣而为领，……愿在裳而为带……”一连用了十个“愿在……而为……”句式，反复吟哦、长久踯躅在理想女性的玉体襟怀。给《闲情赋》大胆描写爱情以高度肯定的是鲁迅先生。他说：“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有时又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看陶渊明所发“十大宏愿”，真有点现代的味儿。正因为如此，古代有不少人虽然认为此赋是写爱情，却又不大满意它的大胆坦率。如非常欣赏陶诗，并为陶渊明编集子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陶渊明集序》中批评《闲情赋》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因此，《昭明文选》虽立“情赋”一类，却不取此篇。萧统责备陶公此赋主要是鼓励别人去大胆求爱，末尾那句求爱不能“非礼”的劝诫，根本不起作用。于是萧大太子摇头晃脑地叹息：“惜哉!惜哉！无是可也”，竟惋惜陶渊明大不该写此赋。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不少。如清代方东树云：“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如陶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真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苏轼不赞同萧统的观点，他第一个驳斥萧统，态度非常激烈：“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笔者以为，这两派虽振振有词、各执一端，但均失之偏颇、不足为训。考察一篇文章的主旨，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搞清楚它的创作背景。陶渊明写《闲情赋》的背景有二：一是初仕受挫；二是爱妻新亡。太元十八年，29岁的陶渊明经人推荐到州里去做祭酒（学官）。这是陶渊明生平第一次做官，但不久就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刚入仕途就遭挫折，这对陶渊明打击很大。“屋漏偏逢连阴雨”。恰在这时，陶渊明的结发妻子因病去世，留下刚满周岁的幼子。陶渊明与他的妻子在贫寒生活中相濡以沫，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中年丧偶是人生一大哀事。妻子的死对于陶渊明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由此可见，他写此赋时或许有寄托诗人追求政治理想的用意，但占据主要篇幅的则是奔放的情思，是对纯真美好情爱生活的炽热追求。

《闲情赋》是陶渊明作品中无论风格还是思想内容都很独特的一篇。不仅一反陶渊明一向的风格，而且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不同于陶集中的其他作品。此赋描写了一位作者日思夜想的绝世佳人，作者幻想与她日夜相处，形影不离，甚至想变成各种器物，附着在这位美人身上。全篇沿用比兴手法，情思缭绕，逐层生发，辞藻华丽，变化自然，既写出了美女的姿色，又写出了美人良好的品德和崇高的志趣，因此获得后人“如奇峰突起，秀出天外，词采华茂，超越前哲”的高度评价。当年元好问读了潘岳的《闲情赋》，就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一人之文实不必如其人”(《论诗绝句》)。此观点正好用于评价陶渊明和他的《闲情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