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邕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化石”“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相当于克罗齐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哲学家海德格尔那句原话：生命充满了劳绩，人还是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我追问李邕，是对思想的一种虔诚，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虔诚。殷荪著《论李邕.（七）李邕书法作品举要》中，有一类是李邕撰文，他人作书。其实并非李邕书法作品而是李邕文学作品。其中有18篇为《李北海集》所无；但都说明某书有载。这显然是为检索李邕佚文提供了线索。现录存于后，供有心人备查。如能查到若干佚文，则不仅是李邕之幸，亦中国文学之幸也。也是中国哲学之幸也。因为都是李邕撰文，以下只署书者姓名。1.《歙州刺史叶慧明神道碑》韩择木隶书。石原在浙江遂昌。《金石录》《寰宇访碑录》有载。2、《修孔子庙碑》。张廷珪隶书。石在山东曲阜。《金石录》《金石萃编》等有载。3、《狄梁公生祠记》。张廷珪隶书。《金石录》有载。4.《唐六公咏》，胡履书隶书。《金石录》有载。5.《龙兴观碑》。未署书者姓名。《金石录》有载。6.《杨历碑》。李邕撰序，钟绍宗撰铭并行书，《金石录》有载。7.《许王素节碑》。李随行书。《金石录》有载。8.《张嘉贞后碑》。蔡有邻隶书。《集古录》《金石录》有载。9.《益州大千秋观碑》。管卿行书。《金石录》有载。10.《裴大智碑》。萧诚行书。《集古录》《金石录》有载。11.《独孤府君碑》。萧诚书。未注明见于何书。12.《龙兴寺净土院碑》。韦同隶书。《金石录》有载。13.《监察御史李希倩碑》。梁升卿隶书。《金石录》有载。14.《陈留郡太守徐恽碑》。徐浩行书。《金石录》有载。15.《逸人窦居士神道碑》。段清书行书。碑在陕西三原。《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有载。16.《徐峤之碑》，徐浩楷书。《金石录》有载。17.《内常侍陈文叔碑》。刘泰书。碑在陕西。《金石录》有载。18.《襄州牧独孤册遗爱颂》。萧诚行书。《金石录》有载。除此之外，附录三《李邕存世书法作品述略》中的第一种情况列举了李邕自撰自书或自刻的15篇碑文。《李北海集》只收入《大云寺禅院碑》，其余14篇也应是李邕的佚文。他为好友崔沔写的墓志《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佐仆射崔公墓志》也未载人《李北海集》。很多人质问我，李邕明明白白在历史上的标签是书法家和文学家，你为什么说李邕是哲学家？随着李邕研究一步步的深入，李邕作为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永恒命题：士大夫思想是否建构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体系？有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任何一个有为的政治家或“士大夫”都梦想成为哲学家，都有“为王者师”的哲学情结。一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贯穿始终的带根本性的政治思想体系——政治哲学。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探讨天命论、经学、大一统中的君臣关系、民本主义、社会改革发展的规律，从而阐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的内容和特点。纵观中国的历史，百官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件；纲常论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纽带；民本论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石；德治论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常变论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在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中，先后经历了孔孟的改革思想，战国时期法家的改革及其改革理论，《周易》的变革理论以及秦汉时期的改革与董仲舒的对策变化，北魏孝文帝改革及改革思想，王安石变法及其变法理论，张居正改革等等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影响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推进了历史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大繁荣和大发展。而在西方，总体地看，悲剧是西方最有特色的艺术形式，悲剧的主题总是围绕人类对不可更改的命运的抗争，而抗争的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只能走向死亡、走向毁灭，这也正是悲剧精神的意义之所在。这也正是李邕的意义之所在。研究李邕、传播李善和李邕父子的文化，对于咸宁这个城市具有深远的战略性意义。（二）李邕属于通才和通智型人物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华文明是人类四大文明中唯一赓续不绝的文明。经济学家吴晓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他觉得企业家在人类中是一种特殊的材料。第一个特征，非常感性，敢于面对不确定。优秀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有赌性。第二个特征，对数据特别敏感，他必须是个精算师。我想他的这一论点同样能够适宜于文化层面。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更应该有洞察秋毫的能力，对于历史人物的发掘也应该具有赌性，这也是文化理想主义的一种原动力。中国国民性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乐性。从先秦以来，我们没有超验性宗教逻辑，儒家是一种现实型宗教，或者现世哲学。这就造成中国人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投入特别多。因为没有超验性，没有忏悔性，我们没有什么宗教的约束，这是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自省的一个机会。在文化上应该有自我解构和自我发展能力，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文化底蕴都应该是跨界的，是趋向于通才和通智型。我们咸宁的历史上，就只有李善和李邕父子属于通才和通智型的人物。文化应该为其品质买单。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几乎都有大一统的思想。孔子有“拔乱反正”的思想。孟子有“定于一”的思想。墨家有“尚同”思想。法家则更不用说，是为国家和中央集权制造理论根据的，法家思想的精髓有一句记忆犹存的话：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是指惩罚和奖赏应一视同仁，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唯独道家不然，《老子》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参见《老子.淳风第十七》）。《老子》的理想世界就是这么一副景象：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輿，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法国思想家Pierre

Bourdieu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的理念的位置或关系的属性：在一个“场域”里，正统和异端其实是相互界定的。这个知识，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在李邕的朋友圈中，他当时是与李峤、萧颖士，王翰、李白、杜甫、高适、孙逖等才士相往来，英风豪气，一时莫及。时文人莫不奉李邕为文坛耆老。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历史性信息，李邕所占领知识和思想的疆域是主流的。或说是向往主流的，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历史资料综合分析，李邕只同隺沔的关系真正体现文人“惺惺相惜”的至高境界。（三）简论李邕的人生归宿路径研究李邕，就是対古典文化的倾心和回溯，对我们精神文化传统的回归和致敬，并试图对一个城市精神伦理的重建和再生。景云元年(

710)六月，李邕35岁，临淄王李隆基起兵清除内乱，诛除韦、武集团势力之后，遂拜李邕为左台侍御史。他在任上，弹劾朝中职臣毫不留情，人颇惮之。其年八月，谯王李重福叛乱，自均州（今湖北均县北）直趋洛阳。将至天津桥，群臣闻声逃匿。时李邕为留台侍御史，见数百人执持器仗随谯王鼓噪而至，意欲取左右屯营，即急驰左掖门，令关闭扼守；复诣左右屯营告急，并劝喻守军拒叛立功。重福见左右屯营坚壁固守，矢射如雨，乃还趋左掖门。城中已闻谯王叛逆，故门紧闭不纳。重福大怒，纵火烧逼之。火未及燃，左右屯营兵马驰出反击，重福窘迫而遁。翌日，驻军追捕余孽，重福投河自尽，叛逆由此平定。李邕亦以一日之功，自文林郎加阶为朝散大夫，并擢升为户部员外郎。景云二年(

711)，睿宗纵韦巨源为先帝故宰相，封赠“特进、荆州大都睿”。太常博士李处直提议谥曰“诏”。李邕虽时无讽谏之责，仍谠言直谏，以为不可：谥号关系重大，岂可妄加拟议？且权相韦巨源系韦、武党羽，曾附和外戚，诡惑时主，其无功而封，无德而禄，是属巧佞曲邪之流。而今竞“谥之以日‘昭’良恐未当”。李处直固执已见，拒不从驳议。于是，李邕列陈韦巨源罪状，再次上书，写下了著名的《驳韦巨源谥议》。文章锋芒刚棱，气势凌厉。曰：“人为邦本，财富聚人。夺其才，则人心自离；无其人，则国本何恃！”拳拳之心，款款之意，全在忠君爱民。如此公直词辨，巧佞曲邪之人虽颇为忌惮，而正直善良之辈则深加推重之。睿宗时期朝政全凭皇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处置。而太子、公主却各集力量，相互倾轧，以谋权势。当时执掌户部的岑羲及中书侍郎崔浞，因李邕与崔隐甫、倪若水同受东宫太子礼遇，忌其或为所用，藉故将三人联翩贬逐，李邕谪迁崖州任舍城（今海南海口琼山县东南）县丞。延和元年(

712)八月，睿宗传位太子，李隆基即帝位。翌年七月，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兵作乱，被玄宗平息。凡睿宗朝被摘伏的内外官吏一律平反昭雪，依次叙用，李邕起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县）别驾。开元三年(715)，玄宗思及故旧，以李邕“探学精奥，为文沉郁……高才逸群，懿声满听，宜膺极图之任，允光兰握之选”为理由，入京出任户部郎中。经张庭珪斡旋，遂改任御史中丞。时中书令姚崇其子光禄少卿彝广引宾客，受纳缋遗，正受时议谴责。姚崇忌疑李邕，恐为其所纠，便藉口李邕险躁，构成其罪，出贬为括州（今浙江丽水县东南）司马。开元六年(718)十一月，经宋璟奏请朝廷，任李邕为渝州（今四川巴县）刺史。其后转海州（今江苏东海县），起陈州（今河南睢阳县）。数年间由从五品下阶，管理厩牧、骑乘的司马，升为从三品、职同牧尹的上州刺史。开元十三年十二月，玄宗东封泰山，返回东都途经汴州时，李邕路左谒见，累献词赋，颇得赞赏，邕亦“甚矜肆，自谓且宰相”（《新唐书》）本传）。宰相张说固忌刻，由此更加得罪；其时有人又告李邕贪赃枉法，终于千里传审，判为死罪。李邕被捕入狱，一气之下以绝食相抗，五日不进水食，气息奄奄。幸有许州人孔璋慕名感义，上疏代死；加之其妻温氏代为上表，愿戍边代赎，方予减刑，改为贬谪钦州化（今广东灵山县西南）县尉。开元十七年(729)春，岭南陈行范反，李邕即以近道兵助内侍杨思勖诛贼坑党，有功徙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司马。开元十三年起为括州刺史，后历淄（今山东省淄川县），滑（今河南滑县）两州刺史，从此参立高班，复为上州州牧。“于是闭户绝交，澄心去欲，下以安所部，上以报所天’’（《谢恩慰谕表》），兴利除害，竭尽公忠，深受玄宗器重。移官滑州之际，玄宗亲自撰诗为其壮行，予以莫大的宠荣。其间，向玄宗进文马，玄宗即“命画工图其状，用颁示中外。"当其天宝初年上计京师，欲加重用之时，为人阴中，加以“中使”索其文章而不得，便罗织罪名，遂又被诬，出为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太守。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玄宗已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政事悉委奸相李林甫处置。李林甫系不学无术之徒，全凭阴谋权术博主子宠幸而当上宰相，故对才名人士十分忌恨，“凡才望功业出于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李邕“文章、书翰、公直、词辨、义烈、英迈为一时之杰”，又系玄宗东宫旧友，且以白首外迁、谪居流落而时出怨言，所以李林甫对他深为嫉恶，已久欲除之。天宝五年(746)，邕自汲郡移官北海（今山东益都县）太守。淄州太守裴敦复于齐州（今山东历城县）介绍左骁卫兵曹柳勣与邕相识，邕赠马一匹。而柳勣狂疏人也，因与妻族不和，返京即散布流言，称其岳父赞善大夫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批评皇帝）”。柳勣妻妹即太子良娣，事涉东宫。奸相李林甫正欲危害太子，遂起大狱。命京兆士曹吉温与御史审理此案。而吉与监察御史罗希爽并为李之爪牙，人称“罗钳吉网”。李林甫素忌李邕，乘机将他牵连，揽入案中处置。吉令柳供认李邕因奸赃事发“厚相贿遗”，以取“休咎”。如此词状连引，铸成死罪。于是，李林甫矫诏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和罗驰往山东，将李邕就郡杖杀于北海任上。时在天宝六年(747)正月辛巳。太子逼于形势，委曲求全，出良娣为庶人，而杜有邻、李适之、王琚、裴敦复、王曾诸人，则先后一一惨死于“罗钳吉网’’之中。李邕罹祸不久，即遭安史之乱，且遗孤流散，未及归葬。代宗朝，工部尚书卢正为李邕上诉讼理，因得昭雪，追赠秘书监。大历三年(768)，尚书右丞韦元甫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遇见李邕侄子暄，闻李北海尸骨遗郓东而无力迁葬，供钱二十万以及烝灵之物，命其营护迁卜。终于其年十一月二十日，重葬于洛阳北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