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作家周立波逝世40周年，上个月也是周立波的代表作《暴风骤雨》创作完成70周年。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分上、下两卷。1947年10月，周立波完成《暴风骤雨》上卷。一年后，1948年12月，《暴风骤雨》下卷完成。《暴风骤雨》上卷出版时，周立波在序言中写道：“上卷内容是去年七月东北局动员一万两千干部组织工作队，下乡开辟群众工作的情形。东北农村封建势力的最初垮台和农民中间的新的人物最初出现的复杂曲折的过程，就是本书的主题。”1959年6月，周立波的夫人林蓝将《暴风骤雨》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林蓝曾经和周立波一起参加了东北的土改。新中国成立后，林蓝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暴风骤雨》的拍摄任务交给导演谢铁骊。1960年，谢铁骊带领摄制组奔赴亚布力横道河子拍摄外景。摄制组的主要演员大都有过土改工作的经历，他们不需要再体验生活，穿上东北野战军的军装和从农村找来的贫农穿过的破棉袄，很快和饰演的人物神魂相通。影片《暴风骤雨》中饰演萧队长的演员于洋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1946年，我在东北的牡丹江和佳木斯一带参加过土地改革。大家热情很高，搞得轰轰烈烈。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于杰、徐光庭对我塑造肖队长起了很大作用。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萧队长去看望佃户老田头。老田头把烟袋递给肖队长。拍摄前，我闭上眼睛想，我在参加土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是接过烟袋就抽，不是左擦右擦。我不会因为你是农民就嫌弃你，觉得你嘴脏。”1961年，电影《暴风骤雨》摄制完成。周立波看过影片后，对演员的表演大加赞赏：“鲁非同志扮演白玉山，演出了性格。吴素琴同志扮演白大嫂子，也表现了农村家庭妇女泼辣而又善良的特征。于洋同志扮演萧队长，显露了这位出身部队的共产党员的立场坚定，讲究策略，作风朴素，而又富有阶级感情的风貌。赵玉林的外形，似乎应该更瘦长一点，但高保成同志是很尽了心力的。他的戏比较多，给人留下的印象自然也比较深。刘季云同志扮演的韩老六是成功的。他没有把敌人脸谱化和简单化，因而对观众更有说服力。”小说《暴风骤雨》以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完整地反映了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同名影片主要改编了小说上卷的内容，即从1946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到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前这一段时间的土改运动。上卷内容也是全书写得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小说《暴风骤雨》下卷写的是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农村土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把东北土地改革的几个主要阶段的主要特征压缩在里面。全书对土改工作最真实的描写集中在下卷。周立波在小说下卷记录了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干部蜕变、农民自发地“扫堂子”（注：“扫堂子”指外屯的贫雇农来扫荡本屯的封建）、侵犯中农、打击面过大，这些在下卷中得到了全面反映。为后世总结与反思这段历史提供了参照：正说到这儿，县里通讯员来了。从衣兜里掏出省委的指示信，萧队长叫郭全海主持开会，自己拆开信来看。省委指示信的大意是：平分土地运动，打击面太宽，必须迅速缩小打击面，纠正对中农的侵犯……萧队长没有再说什么话，打发通讯员走了。会议继续进行着。萧队长和大伙一块，核算参加斗争的人数，占全屯的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是打击面吗？中央的文件上说：地主富农只占全屯人口百分之八，超过了百分之十二，算来算去，有百分之六是斗错的中农，现在正在纠偏。那么，另外的百分之六是些什么人呢？郭全海从旁说道：“还有百事不问的人。比方说，咱元茂屯的老王太太，从来没有到过会。”（摘自《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二版，2005年1月第1次印刷，第316页至第317页）小说《暴风骤雨》中对人物的细腻描写也集中在下卷。下卷的第二十四章“分马”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电影《暴风骤雨》的编导为何舍去下卷的内容？一方面是原著人物众多，时代背景与生活面广阔，很难把它们浓缩到一部影片中。另一方面，原著从结构上看，下卷与上卷联系不够紧密。下卷结构不如上卷紧凑。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编导也不可能在艺术上表现土改工作中的偏差。小说《暴风骤雨》的最后一章是“郭全海参军”，这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改编电影时，导演谢铁骊用一组大军南下的镜头作为影片的结尾：大路上，我军的队伍在奔腾向前。铁道上，火车满载着各种物资在呼啸奔驰。身穿军装的郭全海（李百万饰演）和新媳妇刘桂兰（俞平饰演）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大进军的行列中。演员于洋对笔者讲述当年农民踊跃参军的往事，无限感慨：“土改工作刚开始有过火的地方。错斗了中农，富裕中农定成了富农。这种现象是有的，但很快就纠正了。东北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经过土改，农民得到了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农民积极参军。在部队他们像猛虎下山一样。东北农民支援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有直接关系。辽沈战役胜利，东北很快解放，与东北农民的翻身是分不开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写得很真实，很接近当时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