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写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同时在1938年2月出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国人已耳熟能详，但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中国的红星》却销声匿迹了80余年。2019年春，由姜小平发现的《中国的红星》经由人民出版社再版面世。在它被发掘和再版的背后，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它在当下重新出版，到底可以赋予现实以怎样的意义？忘年交的共同心愿姜小平，1979年生人，出生于四川自贡。2001年起因单位派驻，常年在武汉工作。他在一家国企行管理之职，八小时之余收藏是他的爱好。他从1997年开始收集文献史料，从收藏的万余件藏品中发掘出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邓颖超、恽代英、项英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最早个人传记和邓小平在国统区的首次公开照片。现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常务理事，被誉为“最年轻的红色收藏家”。在今日头条上，他的粉丝量有38万人，文章点击量达7.2亿次。2013年1月24日，一个无甚特别的夜晚。姜小平照常在互联网上一家旧书交易平台搜索藏品。他偶然发现北京一家卖家上传了《中国的红星》，封面设计甚为独特，目录也是之前没有公布过的。多年收藏的经验告诉他，这本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收藏价值。他马上与北京店主电话沟通。经过几个回合商讨，终于以高价购得此书。姜小平和李良明是忘年交。李良明年逾七旬，是中共党史专家、恽代英思想研究领军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两人相识于2015年8月，当时为纪念恽代英烈士120周年诞辰，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看到《中国的红星》时，李良明惊喜不已。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首先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能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该书，真可谓奇迹！”李良明经过考证后认为，这本书具有新闻价值、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而姜小平信奉，藏家不私。从2008年至今他向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武汉大学档案馆、空降兵军史馆等全国各大博物馆和高校档案馆以及我国五大战区中的13个集团军军史馆无偿捐献文献史料近300件。两人一拍即合，再版此书，让更多人看到，成为他们共同的心愿。2015年人民出版社将之作为重点图书立项。因为涉及多位国家领导人，出版过程慎之又慎。由李良明教授作序，并对全书进行了注释。并经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专家再三审核、建议修改。2019年1月，《中国的红星》在尘封81载后，首次再版面世。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恰逢其时。《红星照耀中国》与《中国的红星》《中国的红星》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姜小平向记者展示他所发现的原版《中国的红星》。记者看到，与再版相比，原版开本较小。封面上有七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漫画肖像。书本采用竖行排版。从书前后扉页上，可以看到该书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和广州、汉口的生活书店以及香港的大公书局经售。出版时间为1938年2月25日。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的出版时间是1938年2月，只有年、月，没有具体日期记录。所以，两书孰先孰后出版，无法最终确认。只能明确两者都是在1938年2月同一时期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与《中国的红星》，两者都聚焦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略有不同的是，《红星照耀中国》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着墨更多，《中国的红星》则主要介绍1938年时已牺牲或辞世，和正战斗在前线的“红星”，共有50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小传，个个鲜活，篇幅几乎是平分秋色。经过李良明教授考证，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曾组织与会代表写过烈士传记，参加编写的有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共写了于方舟、王小妹等78篇传略或小传。此外，1929年中国济难总会编辑的小册子《牺牲》，按省籍收录陶静轩、陈乔年、夏明翰、向警予、李大钊、张太雷、萧楚女等180余篇烈士的传略，弥足珍贵。但这些新中国成立后都未见公开出版，直到1983年3月，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方将上述两部分集结出版。如果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介绍中国红星的第一本书，那么《中国的红星》就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国人自己写中国红星的书，价值可见一斑。现国家图书馆、中共一大旧址纪念馆等图书馆和文博单位均未查到此书。李良明教授认为，姜小平收藏的这本书是不是孤本尚不能定论，然而存世罕见却是事实。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的红星》这本书后来销声匿迹，这是什么原因呢？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至11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侵华日军包围的孤岛上。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但在征得斯诺本人同意后，飘泊在上海租界内的胡愈之等人组织、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改名为《西行漫记》，这样就瞒过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当局书报检查官的耳目。而《中国的红星》这本书的名字太扎眼，估计它甫一出版就遭到查禁和销毁。”李良明分析道。《中国的红星》书名是否受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影响？李良明“不敢妄断”，但从著者称

“摭拾旧闻，参考国内外秘密刊物”成此一书，以及《红星照耀中国》英译本在国际上的传播效果来看，《中国的红星》书名受到影响是有可能的。今天仍有很强感召力《中国的红星》“以新闻体之浅近文言出之”，注重形象和细节描写。其中与武汉渊源深厚的领导人有三位：项英、恽代英和萧楚女。书中写恽代英初到黄埔军校，“一般学生见恽衣冠垢敝，貌不惊人，目为乡下土老儿，不愿聆彼之讲演。不意恽一上台讲演，即彩声四起。”“恽在广东，因所负职务繁多，故其忙特甚……因此恽对于《向导》《中国青年》等规定之文章，常于午夜瞌睡之际，始奋其天才，振笔出之。如此忙碌之中，往往无暇整容，须发怒张，常如猬戟也。”写萧楚女“笔诛不足，继以口骂，口骂不足，继以用武。某日，曾琦在徐家汇复旦中学演讲，适萧亦在，上台一拳，即将曾琦打倒，一时传为笑谈。”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不虚美不矫饰，可以说是相当地接地气。评论也客观公允。比如认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为最活跃之人物，且为斡旋国共合作之最大功臣。国共再度合作，周之地位，更为重要”。强调陈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和赵世炎、李立三“被称为共党三杰”。“其为人刻苦耐劳，具有锐利的政治眼光，观察一切，异常正确，而办事手腕，尤有斯达林（即斯大林）之风”。在今天，《中国的红星》仍有很强的感召力。书中写恽代英“兼职累累，为武汉政府重要红人之一，月入甚丰，除兼职不取薪外，月入亦有六百金以上。但恽每月只有三十元，其余尽缴共党，以作党费，其尽忠党务，有足多者。”看了教人深思。在《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一节中写道，红军长征，步行二万五千里，“贺亦随军前进，在战场上曾受伤多次，身上被炸伤达念（廿的大写）余处，满身血迹累累，受伤以后，先由人抬，继由人背，复换骡马驮，最后人马俱无，只得步行，而于此时，又产生一小孩，可谓受尽世间之一切痛苦，然卒不死，而奋斗之火焰亦不稍退减。”观之令人动容。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国的红星》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将向忠发、王明、张国焘列入中国的红星，他们三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读者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在再版中都做了注释。但时至今日，读者仍可从大量生动鲜活的故事中，一再触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