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孝贵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在我的记忆中，和农民朋友廖先知一次种包谷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还让人不胜唏嘘。

1973年，当时正在恩施县饮食服务公司工作的我，被组织上抽调下乡搞“路线教育”，住在大集区（现在的恩施市盛家坝乡）花场公社前锋大队五生产队的村民廖先知家。

廖先知当时四十多岁，家有老父老母、妻子和未分家的兄弟，7个未成年的儿女，总共12个人吃饭，是一个典型的“家大口阔”的家庭。老廖虽然身体强壮，头脑精明，但那时集体挣工分吃大锅饭，有本事使不上，一家人主要靠基本口粮度日，生活得很艰难。

记得我是农历正月初六到他家的，因旧历春节还未过尽，老廖执意为我接风。他从火炕楼架上取下一坨黑不溜秋的东西，我一看好像是个腊猪头，但又觉得不像：太小了，比人的拳头大不了多少。可待老廖的妻子用热水浸泡后刮洗时，我看真了，真是个猪头！

老廖迎着我疑惑的目光，解释道：“人的口粮不够吃，没有粮食喂猪，上春买个猪娃儿，喂到腊月杀了也只五十来斤。按政策给国家卖了半头，全家老小再过个年，只剩下这个猪头了，若不是贺同志你来，这猪头还要留到过端阳吃呢！”

山里人家，日子虽过得清苦，却不缺柴烧，火塘里的疙蔸火烧得鼎锅架通红，鼎锅里的猪头肉炖着风干萝卜，散发出诱人的荤香。

因为“僧多粥少”，老廖只安排我和他以及他的父母在火塘边吃饭，老廖的妻子和几个大一些的孩子蜷缩在灶屋里，另外几个孩子挤靠在火塘屋的门口，一双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火塘里的鼎锅，口水顺着口角流。

这种情形，我哪里吃得下肉呢！我起身将孩子们抱到火塘边，把鼎锅里的肉夹到他们碗里，本来就不多的猪头肉，立马风卷残云般地被“消灭”了。老廖默默地看着，嘴角在微微抽搐，我知道此刻作为当家男人的他外表表现坚强，内心却在哭泣。我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队今年粮食收获多一些，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这个生产队海拔800多米，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地，主要靠种包谷为生。缺粮的根本原因是低产，上好的地，亩产只有100来公斤。造成低产的原因是农家肥不够用，年年种不施底肥的白子包谷，苗上来了，生产队又无钱买化肥追肥。

根据老廖的建议，由我发号施令，把全队的田划成三个区块，每块搭建一个临时牛圈，把分养在各户的牛赶到三个牛圈集中喂养，安排社员割草到这些牛圈突击造粪。牛草一天两天虽然踩不烂，但加上牛屎牛尿好歹有了点肥气，再将未踩烂的牛草挽成疙瘩，埋放到包谷窝子里。这样，总算打了一场消灭白子包谷的胜仗。

包谷苗出土了，长势出奇的好，但麻烦跟着来了：野草很快盖过包谷苗，如果不赶快薅掉野草，一点肥气就被野草夺走，一切都白忙活了。就在这时，一大卡车红苕苗也运到了，也要抢栽。早薅一天草，多收一成粮，而苕秧不栽又要烂掉，这样的关键时节，劳动力却成了大问题：队里的劳力本来少，因缺粮只吃两顿饭，上午11点才上得齐工，下午太阳一偏又要收工，短短的几个小时劳动时间还总有人磨洋工。这真快把我急疯了。

精明的老廖建议：这些天月亮好，把工分定在包谷地里，白天栽苕，晚上薅草。这不是有“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之嫌吗？我心里虽然犯嘀咕，但人在急时也没多想，立即将包谷地分成3片，每片按亩数定工分，劳动力分成3组，每组1片，各组又将工分定到了每块地，落实到人。每人定了任务，紧急赶工，原计划半个月完成的薅草任务，5晚就完成了，苕秧也顺利地栽到了地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包谷的长势越来越好，三道草薅过，便像竹林般地盖遍山坡沟槽。就在这时，不知是别的生产队忌妒还是其他原因，传出“五队搞包工到户包工到田”的风声，随后公社派人来查看，接着又得到区委要来开现场会的通知。谁都知道当时搞“三自一包”要承担多大的罪名，搞得我和老廖一天到晚惊惊惶惶不知所措。

开现场会这天，早饭时，老廖不知从哪里搞来半瓶白酒，一个劲地劝我喝酒。我强忍着心里的忐忑，佯装开玩笑道：“怎么？给我送行？”“不！”老廖说：“这是给我自己送行，我不该给你出点子，万一挨批也应该由我去！”“你老少三辈一家12口，走了谁给你管妻儿老小？还是我去！寡公子一个，没得牵挂！”我俩为谁承担罪责争论不休，直到现场会开始。

开现场会的人不少。大家在包谷地里看了一遍后，集中到保管室场坝开会。时任区委书记田永昌见到我，主动上前与我握手。见我的手在微微发抖，他便用劲握了握，像是在预示什么。果然，他在总结报告中，只字未提承包薅草的事，而是一个劲地表扬我们消灭白子包谷的事迹，要求推广我们的经验，让全区在秋播和来年的春播中消灭白子。

我实在有些不相信现场会的结局，人都散尽后，还痴愣愣地呆立在那儿。突然，廖先知跑了过来，一把搂住我，泪水从他那宽厚的脸庞上畅快地流了下来。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当时全国大力宣传推广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验，我因为有那样一段经历，深刻体会到改革真是顺应了民心，是多么的正确！农民与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又是多么的需要啊！

再次见到廖先知，是在1988年底的恩施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作为一个局的负责人列席人代会，老廖则是因为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成为首批万元户，作为致富典型而被乡民选举为人民代表出席人代会。老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请我到他家去吃猪头肉，我伸出拳头在他眼前晃动，他则两手比画出脸盆大个圈。

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俩开怀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