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联平

我的老家在巴东一个偏远的山坡上，父老乡亲给红番薯取了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儿，叫红苕，而且对它并不看好，常骂村里呆头呆脑的小孩子叫“苕货”或“苕东西”。

现在细想起来，儿时也曾被父母这么骂过几次，但骂声中却浸透着父母满满的心疼和怜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苕曾经是父老乡亲勉强能填饱肚子的充足食粮。

不管是削皮后还是带皮蒸食、煮食，或是烧食、烤食，红苕都能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馈赠和美味。

这种美味是大自然给予赐予的，也是从泥土中自然携带的，无需任何香料、香精和佐料的精心调制，就能释放出让人久久回味的天然韵味。

吃不完的红苕，乡亲们也不会轻易用来喂牲口，更不会舍得浪费任性地丢掉，而是在自家房内深挖几口土窖，将挑选的个大无伤、光滑无疤的红苕贮存在里面，在窖口铺上一层干枯的稻草，然后盖上木板保温保暖，防止红苕被冻坏，腐烂掉。

经过这样保存，即使等到来年初夏，也还能吃到新鲜如初的红苕。

记得二哥在上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天下午，他都要从家里背上一大背篓红苕到学校，作为他一周的饭食。

这些红苕都由学校统一蒸熟后，和上一碗清汤寡水的萝卜叶合渣汤，然后拌上母亲为他提前精心准备的盐菜、酱豆、辣子等咸菜，这就是他每天有滋有味简单而又复杂的校园生活。

等到我住校读初中的时候，生活水平稍有提高，就只需背玉米到学校了。

而红苕，就渐渐退居二线靠边站在墙角，作为一种副食或零食被人们记起。

在阳光明媚的夏天，母亲会将蒸熟的红薯切成均匀的细条，趁着太阳高温的威力，赶在几天内将薯条晒成红苕干，作为我住校读书的小零食。

或是将红苕熬制成光润细滑、晶莹剔透的红苕糖，拌上香气四溢的黄豆粉或爆米花，就是我每天饿了充饥必备的零食。

为了能熬制出上品红苕糖，母亲会提前一个多星期，挑选出一大碗籽粒饱满的麦子，用温水慢慢浸透，平摊在篾织的簸箕里，时隔几个小时再浇一次水，上面覆盖一层薄薄的纱布。

两天过后，麦子就会发出茁壮的嫩芽，等长到三四厘米的时候，就将麦芽切碎倒进石磨，喂水，磨成糊状备用。

父母将一大筐红苕清洗干净，也无需褪去红皮，就直接放进两口大铁锅里，加上充足的清水煮熟。待红苕煮熟煮烂，父亲和母亲就各自手持锅铲和擀面杖，将红苕捣烂成同样的糊状，倒进预先准备好的麦芽糊，进行微火发酵。

一个多小时过去，红苕糊在麦芽糊的催生下，慢慢发酵成熟。

母亲找来支架和一大块纱布，将支架悬挂在灶间的横梁上，纱布四角系在支架上。支架下方放一口大木桶，父亲从铁锅里舀出红苕糊，慢慢倒进纱布内，母亲则手扶支架慢慢摇晃，使过滤出来的原始糖水流进木桶内。

经过数次过滤，直到原始糖水里没有了任何杂质，父亲和母亲就抬着木桶小心翼翼地将其倒进洗净的铁锅内。

烧上小火慢慢熬制，是一个需耐心等待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不能忘了时时均匀搅拌，否则就会熬糊。

熬糊的红苕糖，就是次等的糖了，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怪怪的苦涩味儿。

待铁锅里水分渐渐熬干，糖水就渐渐变成糖浆，冒出大大的金黄色气泡。

父亲最能精准掌握苕糖起锅的火候，他寸步不离地守在锅边，时不时用木筷挑起来试试，只要看到苕糖能黏在筷子上不轻易掉下来，父亲就会大喝一声“起锅”！

为了能吃上起锅后的第一口苕糖，就算等到半夜三更也毫无一点倦意。起锅后，母亲总是问我，是不是想吃苕糖了啊？但我还是强忍馋意，假装摆摆头。

这丝毫也逃不过父亲犀利的眼神，他轻轻瞟我几眼，笑着说：“分明想得流口水了，还摇头。不想油渣吃，不在锅边站。快吃吧。”然后，他用筷子搅上一大坨苕糖喂进我急不可耐的嘴里。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为了培养我节俭勤劳的优秀品质，尽管家里劳力不缺，他也会把我带上，和哥哥、姐姐们一起栽苕、挖苕。

在劳动过程中，没少受到父亲的责骂，当时觉得很委屈，甚至还会流泪哭鼻子。

但看到满坡的苕秧，在自己的一份劳作下变成一片青绿，当吃上一口口甜到心坎的苕糖时，满腹的委屈就早已不知了去向。

红苕，一个貌不惊人的大地宠儿，却是我童年生活的全部。

尽管多年再没有吃上这口带着家乡味道的红苕糖，但这种回味、这种牵挂、这种思念，却始终伴随我直到永远。

特别是每到过年的时候，红苕糖的年味就会私自爬上记忆的枝头，不断绽放着它奇异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