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恩施本土文学，大家都会想到叶梅、李传锋、王月圣、邓斌、杨秀武、田苹……但是一说到恩施诗歌，杨秀武的名字就不得不提。尤其是在他的作品《巴国俪歌》获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后，更是掀起了一阵杨秀武诗歌研究潮。品读杨秀武的诗歌，其风格特色耐人寻味、韵味绵长。

杨秀武是清江养育的儿子，对恩施的民风民俗、山水风情的精髓信手拈来。所以，他的文字和清江是自成一体的，那些闪动着光亮的诗歌就像一枚金质的勋章，被佩戴在清江的胸前。

作为清江的歌者、鄂西的汉子，杨秀武具有土苗儿女素来就有的直爽和豁达。他的诗歌语言向善向上、诙谐幽默、豪迈浪漫且气势磅礴。恩施诗人胡礼忠曾盛赞杨秀武的诗集《巴国俪歌》是“地域现实的狂欢和浪漫的诗意空间”。

语言是思想的胴体，是诗歌的形象。杨秀武先生的诗歌多方言乡音，“用红辣椒和黄包谷为你筑巢”、“和那根打杵上的竹背篓”、“稻子在板斗里乱撞”……，这些有着浓郁鄂西民间话语的构词手法和语体特征的诗句，杂糅着鄂西这片神奇的土地的韵脚和泥土的气息，其优美的情调和内在的旋律，增强了诗歌的形象，同时还打上了诗人自己独特的主题特征。

他写《清江寻梦》，把鄂西迷人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桀骜的巴山倒影，激昂的清江神韵以恩施民族品牌和地域特色推向全国；他写《巴国俪歌》，以向远古巴国图腾的悲壮告别的方式，热切呼唤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诗集中既展示了鄂西南山地民族风情，又委婉含蓄地传达了他对生命进程、民族轨迹、人类宿命的一种终极关怀……这些诗歌能表达他独特的追求和诗美贡献：挖掘鄂西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以找准鄂西之魂，借以对民族的认同、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和淳朴的自我认知来张扬人性。

杨秀武的诗歌有独特而多元的叙事艺术。这既体现了艺术形式在少数民族诗歌领域演进的文类自觉，又充满了他本人对诗歌本体美学技艺寻求的现代意识。“我作为巴人的后裔/终于在这里/看到了天上最亮的星辰/听到了大地最洪的声音”（《我撞响虎钮錞于》），“其实是两匹战马/一匹马的前蹄与基座的伤口/长成了此刻的一只眼睛/仅用一只眼睛眺望一匹战马/战马就在抽象的嘶鸣”（《眺望土司王城石马》）。这些诗歌中，诗人要展现的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简单白描，还有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领悟。

杨秀武在诗歌创作中很注重意象的营造，常常以意象的方式感受和把握着所抒写的诗歌主题，实现主体之意的对象化，使之成为一种在诗歌文本中真实存在的审美意象。正是因为这种主体审美对象所构成的意象聚合，让其诗歌有了独特的审美意蕴。比如《云海·日出》中写道：“我看见太阳/圣吉的佛光像探照灯一样/在彼岸或许是灵魂的色彩/那是一堆篝火啊/我把心情交给阳光升腾”。作者在这里把云海中的日出隐喻成“佛光”，并和“探照灯”、“灵魂”、“篝火”等意象进行组合，形成一幅动态画。而在画面之下隐藏着作者一颗跳动着抒情的心，从而让诗人内在的情绪得到自如的表达。诗人对于象征、暗示、隐喻、变形、蒙太奇等表现手法进行普遍的借鉴与运用，扩大或充实了诗的空间，对“意”进行深层的、多层的追求，正如战国·庄子《庄子·外物》所言：“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达到诗情与画意的统一。

杨秀武的诗集大多以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景、风情为本，以“轻描淡写”的笔墨，着力渲染浓郁的乡土风情和民族韵味，既客观展示了土家族、苗族各种民俗风情古朴而新颖的华美姿色，又委婉含蓄地传达出诗人自身鲜亮的思想火光的深沉的生命喟叹。诗集陆续出版后，恩施文艺理论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王月圣先生在其诗集《巴国俪歌》荣获骏马奖后，为该诗集写的题为《漫步巴国吟俪歌》一文评论其诗有着“风光的奇绝与思维的美妙”、有着“本真的乡土与浪漫的故事”、有着“诗性的打造与灵肉的和睦”等众多特质。大学教授李莉在文章中写道：“在名家言论之外，一定还有特别的现象存在，即文与人相融的同时，也存在背离，甚至距离，杨秀武就是这样的特例。”

读杨秀武的诗，除了要去仔细观摩与解读鄂西的自然风光，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深入感知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在他的代表作《鄂西》中：“我的盛产歌舞盛产神话盛产龙门阵的鄂西/我的只会抽叶子烟只会喝烈性酒的鄂西/只有黑土地只有黄包谷养育我的鄂西……鄂西作为我们生长的故土，如诗如画的山水、漆黑肥沃的土地，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阵地。“龙门阵”“歌舞”“黑土地”“黄包谷”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朴素简洁的语言背后，折射出的是这个民族最为本质的时代精神。杨秀武的诗歌，类似《鄂西》这类佳作，不胜枚举。

概括来说，向上向善、细腻浪漫、诙谐幽默、空灵豪迈的语言；多种叙事和现实主义审美；鲜活生动的民族风情、独具魅力的文化涵养，是我对杨秀武诗歌的一点浅显认识，其诗歌是当之无愧的清江之歌、鄂西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