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道歉就迟了”。这是近几年来，包含陈毅之子等在内的“红二代”为文革道歉时，媒体所顺势发出的呼吁。然而比这更现实的是，“再不系统反思，文革可能就要被遗忘了。”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媒体就当年那场运动采访年轻人，诸如“模糊”……等成为不少受访者对文革的共同印象，遗忘乃至扭曲已经开始出现。

在官方层面，对于该运动的定性已经非常鲜明。文革“后时代”中国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基础之上。但现实愈发证明，时间并未成为彻底医治这一伤疤的良药。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显性化，阶层隔阂的加大，特别是对于政治发展不确定性的忧虑，“文革会否重来”已经不仅是基于历史的悲观假设。现实中的一些现象，恍惚间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文革需要避免重来。但规避的方式，不是一味采取“避实就虚”的鸵鸟战术，而恰恰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真相的复盘，和对应的包括政治、社会、个人的全方位反思之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形成抵抗遗忘、美化与扭曲的现实之力。官方对于文革的定性，为反思文革铺设了大前提。然而，由于缺乏足够全面的历史细节的爬梳，和集体性的反思氛围，比如公共讨论的被压制，文学叙事的受限，个体反思的不足和分裂，致使时间并未形成有效的“解毒”之效，反倒是“遗忘压倒了记忆，沉默代替了反思”。

原因何在？学者伊恩·布鲁马在比较德国和日本两国之于历史问题的态度时得出这样一番结论：实际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于文革，美化与遗忘，当然有基于利益和个人情感的肇因。但在更大范围来看，作为一种历史符号的“文革”有干瘪和虚无化之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生活中对于“彻底否定文革”的细节支撑，还是远远不够。官方文件对文革的定性，与现实之中“文革”所呈现出的暧昧面貌，已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断裂局面。究其原因，现实的“政治安排”已然是根本所在。

对历史的遗忘和扭曲的“后遗症”是可怕的。德国和日本之于二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近年来有不少人以个体的名义作出道歉，但与此同时，为文革的招魂之举和类文革现象，却也时有出现。这只能说，对于文革的定性已经面临现实的张力，官方文件中的粗线条定论，已经很难回应社会之于文革的复杂印象。

文革的被否定，在彼时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而当下对文革的深化反思，同样有着现实层面的紧迫性，并再次成为人们判断对这个国家走向的一种历史刻度。文革中所暴露的，对于法治、人权的伤害，半世纪后仍是待完成的重建课题；去文革式思维、去个人崇拜，也仍具有现实针对性。彻底否定文革，要激活社会的反思系统，但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的成果，更需以实质性的政治进步和社会改革来捍卫。就此而言，我们今天或仍活在文革的延长线上。

五十年后，政治生态，社会面貌，都已与文革时代有着无法比拟的变迁。当此之时，一方面要看到未待彻底清除的文革余毒和有遗忘之虞的文革反思，已经引发愈加明显的社会焦虑；而另一方面，对文革全面反思的接续，相关方面也应该具备更多的自信，有信心和能力抛弃不必要的意识形态束缚和利益羁绊。这其实是存在现实条件的，比如文革时期的部分亲历者和参与者，甚至是受害者，正好已成为社会中坚，他们有能力更有责任去承担起这一未竟的历史重任。

当社会和民间有关文革的讨论与反思，已从某种程度上的“被沉默”演变为“自觉沉默”甚至是自觉遗忘，对于文革的“还原”和基于历史真实基础上的反思，已经不能再等待。必须承认，过去对否定文革的“务虚”处理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今天这种实用主义选择已越来越难以为继。在某种程度上，文革的反思到底何去何从，关系到我们能否从文革后时代走进“后文革时代”，真正步入正常的现代化国家之列。

　（朱昌俊）-->